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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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还依据人们对“仁义礼”的掌握和保持程度，将人划分为小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几个等级：小人道德败坏，庸人只知谋财，士人追求向善，君子才是理想人格。君子坚守仁义，依礼而行，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又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除了仁义礼之外，君子还具有仁智勇“三达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君子是道德纯粹、人格完美、知识丰富的人，他具有优秀的品德，高尚的情操，醇熟的处世经验和优雅的行为举止。他们心怀善心，爱人利人，立人达人；他们追求真理，忘却物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他们既极积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志趣高雅，超拔干流俗之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们乐天知命，无忧无惧，视富贵如浮云，穷达不住放心而“安之若命”；又豁达大度，宽人严己——“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君子是人间真善美的化身，时时处处表现出仁慈的爱心和智慧、正义的光彩，将温馨与文明洒满人间。君子又与宗教修士和遁世高蹈的隐士不同，君子高雅，但不避世；君子入世，但不庸俗……他们是生于人间，长于人间，并服务于人间的，从人世间来又回到人世间去的世之精英、人中俊杰。儒家追求理想人格、造就“君子”风度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君子去治世行善，拯救人类。修己的目的是“安人”、“安百姓”，是“博施济众”，这就是在君子之后还设定贤人、圣人的原因。简言之，修养高的君子多做善事就是贤人，功德圆满就是圣人。君子就是下欲抚救苍生，上欲成贤企圣的最佳人选。他们进则兼济百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完成“内圣外王”的事业；退则坚守人格的自性完满，严守操行，独善其身，任何威胁利诱都不可移易，此即孟子描述的“大丈夫”形象：“后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除了对君子典型人格的提倡外，还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意识和文明知识的启发和培养，认为统治者接受教育会仁慈爱人，下层人民接受教育就会知规矩、听使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因此儒者认为，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是必要的，主张为政首当“足食、足兵”和“庶之、富之”，但并不以此为终点，更不以此为目的。儒家清楚地看到，倘若富而不仁、逸居无教，不知自律，不守道德，那么人就与禽兽无别。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荀子说：“无富无以养民性，无教无以理民性。”故孔子在强调“庶矣富矣”、“足食足兵”同时，没忘了“教之”“信之”；孟子在主张“饱食暖衣、逸居”的同时，亦重视“教以人伦”；荀子在“富之”之后也强调“立大学，设库序，修六礼，明七教”以提高人民修养。故《诗经》说：“饮之食之，教之诲之。”都阐明同一个道理：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
在社会问题上，儒家特别崇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谐，与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固然迥异，也与不讲条件、不顾事实地推行平均主义、世界大同大异其趣。儒家的和谐是建立在秩序基础上有序的和谐，而秩序又以社会等级为基础。儒家社会和谐理论建立的哲学基础是自然、社会普遍存在的差别。首先，儒家看到天地万物、社会百态无不干差万别，不可齐一，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曰：“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天高地卑，上智下愚，此优彼劣，东长西短……皆客观存在，不可忽视。如果忽视这一差别，小则贤不肖易位，优劣颠倒，社会动荡；大则智愚相争，贵贱相伐，导致天下大乱。面对这些差别，儒家不是愚蠢地、不切实际地作“比而同之”的胡思乱想和胡作非为，而是正视现实，承认差别，并根据差别来确定等级，使是非贤愚、长短高下各就各位，各得其所，以便各尽其能，各用其才。从而形成上下等级和贵贱秩序。荀子说：“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荀子·王制》）等，即差别性；制，即等级制。孟子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肯定了劳逸贵贱关系：“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社会分工的差别，是形成贵贱等级的客观依据：贤者在上，不贤者在下；贤者劳心，不贤者劳力；劳心者享受供养，劳力者供养于人……在儒家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否则，如果以不肖居位，贤者在下；或者将贤和不肖等量齐观，都会造成混乱——“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同前）。
承认差别和等级，还不算儒家的独到之处，因为法家也承认等级。儒法两家的等级观，其不同之处在于：法家只看到等级之间的对立，主张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横蛮专政，其结果只会扩大阶级对立的裂痕，对立的阶级两败俱伤，导致社会统一体的崩溃。与此相反，儒家既看到差别，也看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强调各等级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在等级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权、利——权利和义务，这就是名份（或简称“名”）。儒家号召不同等级的人，各安其份，各尽其职。各行其权，各享其利，这就是“名符其实”。每个人都在社会舞台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环环相扣，丝丝相联，社会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各阶级阶层也就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否则，秩序就会错乱，社会统一体就难以维持。这就是孔子在乱世之中，要汲汲于“正名”的原因。儒家在论证这些等级名份时，贯穿着由上而下自觉自律的原则，一切相对待的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孔子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左传》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特别强调上级对下级的表率作用，认为为政就是统治者自己做表率、进行身教的过程——“政者正也”。以君臣关系为例，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臣关系尚且如此，社会关系、人伦关系也莫不如是。因此孔子告诫统治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只有在上者尽了本份，做好表率，天下人才会从风而靡，向风而化。社会各阶层（甚至各部门）都恪守职份，社会就会协调发展，人们就生活于和谐的机制之中。否则，在上者不能尽职尽责，名不符实，这就是“名不正”。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可见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否，端赖于统治者是否尽职尽责，是否为人正派。
天人关系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民与鬼神的关系。世人都说中国人是崇尚理性思维的民族，但是根据人类认识的规律，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的先民们曾经有一个迷信鬼神的时代。那时“民神杂揉，不可方物”，人事与鬼神混淆，冥冥中的神常常干涉世俗的生活，但中国人很早就改变了这一状态。据《国语》、《大戴礼记》、《汉书》等文献记载，颛顼氏命重、黎分主天地神人，“绝地天通”，划清神人界限；并且初订历数，规摩天道。这一工作，在尧时又得到巩固，《尚书·吕刑》篇对此作了清楚的追述。其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3、前22世纪之间。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的圣哲们就力图将人类从神鬼婢女、天地奴仆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初露理性思维的曙光。这在世界认识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
不过颛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