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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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说韩愈并没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劳无益。宋人评韩还涉及到韩愈的人品，如说他贪禄喜进、言行失俭、沽名钓誉等等。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18引苏轼责备韩愈“示儿皆利禄事”，《河南程氏遗书》卷18记伊川语谓“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张子韶《横浦日新》说“韩退之求官书略不知耻”。朱熹甚至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韩愈的道、文、诗、德无一褒词，说他“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直到现代，人们对韩愈的评价仍无定论，聚讼纷纷，真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钱钟书语）。
对韩愈评价，不能失之片面和武断。韩愈这个人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对他勇于进取、追逐功名这一点，我们要看到他不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虚伪。而且他积极入世，勇于任责，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为了维护自己所怀之“道”，敢于直言忤君，触犯逆鳞，这表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应有的品格。至于以利禄诱子一事，封建社会有几人不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读书做官的？
韩愈的一生，几经浮沉。特别是处在朋党、宦官、藩镇斗争的三角关系中，个人的命运更难以捉摸。他依违其间，尽管各个集团之中都有与他交往的友人，但双方都怀着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他自述说：“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不善交人，无相生相死之友于朝。”（《释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何为乎？”（《与李翱书》）但总的来说，韩愈虽屡被贬黜，却能得以善终，平生的名位也不为不高。他有一首《示儿诗》这样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还是较为满意的。他虽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并不满足于个人富贵，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希望立德、立言、立功，对那些“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后遂亡”＇注＇的人非常轻蔑。他认为，身为素习儒业的士大夫，对社会、对封建国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负起振斯溺、觉斯民的责任，虽然“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注＇，也在所不辞。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先人之所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不甘寂寞，评议朝政，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应有的气节。他还以儒家传统的卫道士自居，把复兴儒学、排低异端作为自己平生的事业。史书说“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囗而复奋。始未之信，年大显于时。”经过他的努力，他的学术思想渐渐被接受，在他去世后，“其言大行，学者仰如泰山北斗”＇注＇。
韩愈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学成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他的散文行文流畅，富于变化，感情充沛，笔力雄健，语言生动精炼，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烩炙人口的佳句。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的《古文观止》，共辑明末以前的50余家散文220篇，其中韩愈一家的就有24篇，可见其深受人们的推崇。韩愈的文学理论与他的新儒学主张是密切相关的。他不提倡为作文而作文，而要求在文章中要体现、反映儒家之“道”。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注＇这就是“文以明道”的主张。此外，他在论述文学的产生时，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见解。这些理论丰富了我国文艺理论的宝库。
韩愈的新儒学理论，尽管后世有不少疵议，但现在人们讲新儒学史，大体都要追溯到韩愈。首先，韩愈排低异端，攘斥佛老的用心，成为后世新儒学兴起的原因之一。其次，韩愈对儒家心性论的关注，开了后世新儒学之先河。再次，韩愈的道统说，对后世新儒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韩愈以后，很多新儒学家都致力于理论创造，发挥儒学奥旨，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推动儒家文化的向前发展。最后，韩愈着重发掘儒学的基本精神，对章句训诂基本上没有什么注意，推动了儒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所有这四点，印证了陈寅恪先生的论断：韩愈是唐代学术文化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韩愈不仅是唐代学术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更是中国儒学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折性人物。
（杨世文 撰）
理学先驱 李翱
（772——841）
一、历宦海浮沉 叹鸾凤何依
李翱，字习之，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唐代著名儒学家＇注＇。他出身的门第很高。远祖李悬在十六国时曾建立西凉政权，即凉武昭王。十世祖李冲是北魏名臣，官至尚书左仆射。但到唐代，李翱的门第早已衰微不显，祖父李楚金仅官至贝州司法参军＇注＇。
李翱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据他后来在《复性书》中说，自6岁开始，他就读书，“但为词句之学”。所谓“词句之学”，大约就是章句训诂之类。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翱逐渐对儒家学说有了较深入的理解，立下了宏大的志向。15岁以后，他已“志于仁义”＇注＇，对儒家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少年时代的李翱“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渐露头角。他也像唐代的其他读书人一样，怀着远大的抱负，四处遨游，带上自己的得意之作，去干谒达官贵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22岁的李翱去州府应贡举，曾“执文章一通”，拜见著名的古文家、右补阙梁肃。当时梁肃誉满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都想得到他的奖掖。梁肃看了李翱的文章，大加赞扬，“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试吹嘘”＇注＇。的确，梁肃真的在他的公卿朋友之中为李翱作过宣传。后来李翱与达官贵人交往，很多人都说曾在梁肃口中听到过他的名字。李翱对梁肃的这份知遇之恩非常感激，在梁死后五年，李翱还专门写了一篇《感知己赋》，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李翱不仅拜谒过梁肃，还造访过其他一些名流，可考的有当时任右司郎中的杨于陵。据李翱本人说，他曾“以所著文章”投献给杨，“累获咨嗟，勤勤不忘”，得到杨的赞赏＇注＇。
但是，满腹的文才并没有给李翱迅速带来好运，真正赏识他的人并不多。在给杨子陵的一封信中，李翱写道，当时巨卿名流，“立行光明，可以为后生之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焉。其五六人则本无劝诱人之心，虽有卓荦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知也。其余则虽或知之，欲为之荐言于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犹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见之又不如其再。”因此碰壁不少。他本希望借助巨卿名流的奖拔，以自己的文才和学识去获取功名，但“自属文求举有司，不获者三”，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及第，处境逐渐艰难，“栖逞往来，困苦饥寒”，显得很狼狈＇注＇。
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受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查晋的征辟，由洛阳来到汴州。此时李翱在徐州刺史张建封幕中，也从徐州来到对州，与韩愈相识。这以后，李翱一直和韩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贞元十六年（800年）李翱又娶韩愈兄韩囗之女为妻。韩愈比李翱大5岁，二人介于朋友、师生之间，在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李翱对韩愈的学识和人品非常倾慕。他曾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注＇他们的师友之情一直保持了29年，直到韩于长庆四年（824年）去世。韩愈死后，李翱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文悼念他。文中说：“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又亲自为韩愈作《行状》，交给史馆采用。
李翱还乐于把他的好朋友推荐给上司。贞元十二年前后，他向张建封推荐孟郊、张籍、李景俭等人，高度称赞他们的才学和人品＇注＇。李翱还与独孤朗、李渤、陆修等人往来密切。这些人都是他和韩愈的终生好友与同道＇注＇。
贞元十四年，李翱终于进士及第，获得了万人欣羡的功名。这一年他27岁。
李翱依附于张建封，心理上是不平衡的。他常有一种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感觉。贞元十四年秋，有一只奇特的鸟飞到了宋州城郊，当地人都叫不出这种鸟的名称，围观者很多。李翱认为这就是“鸾”鸟，与凤凰差不多＇注＇。他写下《知凤》一文，借物抒情：
有小鸟止于人之家，其色青，鸠鹊鸟之属咸来哺之。未久，野之鸟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将南之，其虫积焉。君鸟之鸣声杂相乱；是鸟也，一其鸣而万物之声皆息，人皆以为妖，吾诓知其非凤才类邪？
显然，他以凤自比，深感自己寄人篱下，独立不群，却没有人赏识。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人真正发现他的才华。
这一时期，李翱的学术思想渐渐成熟。就在他29岁那一年，即贞元十六年（800年），他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复性书》三篇。在这三篇著作中，他对儒家心性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主题。
李翱进士及第后，“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到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元和三年十月，户部侍郎杨于陵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表李翱掌记室。四年正月，李翱携家眷离开洛阳，韩愈、石洪为他送行。韩愈专门写了一首《送李翱》诗，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六月，李翱一行到达广州＇注＇。十一月，以节度掌握书记奉碟知循州。元和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注＇。据《新唐书·杨于陵传》，于陵任岭南节度使，辟韦词、李翱为幕僚，“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薄屋，以绝火患。”他在岭南帮助调查民间得失，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
李翱在岭南的时间并不很长。元和五年，他北归到宣州依附卢坦。在《祭故东川卢大夫文》中他写道：“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翱归自南，下江之流。公发辟书，使者来召。”据们日唐书·卢坦传》，知卢坦死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