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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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的关系，又称赞在同时代的那些“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注＇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后在流贬过程中，柳宗元又与许多和尚交结。佛教思想对他的浸染很深，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结合，形成了他特有的调和儒释的思想。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注＇。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在这一点上，柳宗元主张兼收并蓄，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韫玉”，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至于对佛教徒不讲世俗之伦理，脱离生产劳动等消极方面，柳宗元与韩愈一样不赞成。他在《送元悬师序》中批判“世之为释者，惑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是没有真正参透佛教的教理，赞扬释元悬在对待“孝”的问题上“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他还批评“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已，又陷乎人”＇注＇。柳宗元对待佛教，是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援佛以济儒。他认为佛理“与孔子同道”＇注＇，具体有这样几点：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篡乱，异说纷纭，失去了原旨，“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直到佛教学说出现，才恢复了儒家“主静”说的本源，“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原，合所谓生而静者。……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本其静矣。”＇注＇在这一点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调合在一起，认为佛学的性善论贯彻始终，正与孟子“性”说相通。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注＇。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注＇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

　　　　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注＇，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佐吾道”＇注＇，丰富儒学的思想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韩柳兴儒　　异曲同工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在努力寻找新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前沿学者在掀起文学革新运动高潮的同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着复兴儒学的尝试。韩、柳二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1．在复兴儒学方面，韩、柳二人都主张扫除章句，直契原旨，但韩愈沿着思、孟一系的路子，但道统，明心性，开启宋代性理学之先河；柳宗元则致力于对荀派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批判两汉以来“天人感应”说入手去复兴儒学，对理学开山祖张载影响颇大。

　　　　2．韩柳二人都对三教问题发表过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上，二人观点截然相反。韩愈严厉排斥佛，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和独尊地位，柳宗元却主张取其“韫玉”以佐”吾道”。如果说韩愈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中后期部分儒家士大夫的危机意识，那么柳宗元的主张则表现了整个唐代文化开放、兼容的宏大气魄。韩柳二人的理论建树，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先河，他们都是由汉唐章句之学向宋明理学转变的关键性人物。

　　　　　　　　　　　　　　　　　　　　　　　　　　　　　　　　　　　　　　　　　　（杨世文　撰）

　　

　　　　　　　　　　　　　　　　　　　　　　　　　　　　　安乐先生　　邵雍

　　　　　　　　　　　　　　　　　　　　　　　　　　　　（1011——1077）

　　　　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他同周敦颐、张载、二程都是两宋理学的创始人。他建立的象数学体系，企图用一个完整的图式来说明宇宙演化和社会、人生的全部运动程式。这个象数体系虽是由主观推演而成，但也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个把象数学理论和方法同理学思想相结合的理学大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

　　　　　　　　　　　　　　　　　　　　　一、青年刻苦自励　　隐逸不涉仕途

　　　　邵雍字尧夫，又自称安乐先生，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谥康节。其先世为河北范阳人，曾祖邵令以军职随从宋太祖部下，后来移居衡漳（今河北省南部），他青年时随邵古再迁家于共城（今河南辉县），最后才移居洛阳定居。邵雍在幼年时期，其家境并不富裕，他的曾祖父做过小官，祖父和父亲都是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在他跟随父亲从衡漳迁去共城时“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器以养父之余，刻苦自励者有年。”（《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尽管如此，青少年时期的邵雍却能“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宋史·道学一》本传）因此在当时就获誉为“好学”青年的名声。他不但能刻苦钻研书本知识，而且亲自出门游学，了解社会实际，曾逾河、汾，涉淮、汉，周游了齐、鲁、宋、郑之墟。经过一段时间，他幡然省悟道：“道在是矣”！便决定定居于洛阳，不再外出。

　　　　由于邵雍享有“好学”的美誉，受到了共城县李之才的赏识，并亲自去邵家访问。李之才问：“你了解物理性命之学吗？”邵雍答：“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教诲”，于是乃师事之才，从其学。李之才看中了邵雍的才气，随后又将《河图》、《洛书》和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图像传授给他。邵雍的象数学，从渊源上讲，同道教有很深的联系。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宋史·儒林五·朱震传》）指出《先天图》传自著名道士陈抟。后来，邵雍著《皇极经世》，推衍宇宙变化，其思想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道教典籍。关于《皇极经世书”的思想来源，徐必达在《邵子全书》的附录中说：“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汉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联系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陈抟了。

　　　　邵雍所学虽与李之才的传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够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并且能够广览博取，吸收别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属自创。

　　　　邵雍虽然博学多才，通五经义奥，知古今之变，尤精《易》理，但终身没有做官。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自己不愿做官，他学成之后，一直在洛阳过着隐士生活。初到洛阳时，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囗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恰然有所甚乐。”（《宋史·道学传》）。那正是王安石当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旧党大臣，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阳，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