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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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认为，“五行”就是五气，因为它们和阴阳一样，也是气的一种形态。但这是比阴阳更为高级的物质形态，它们各自具有比阴阳更为具体的形态和性质，“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物质发展到“五行”阶段，出现了四季的变化，《图说》中的“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阶段：从“五行”的运动到万物化生。《图说》云：“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是说，由“无极”之真髓同阴阳五行中的精细成分巧妙凝合，就产生了天地之间的男女、牝牡、雌雄，由阴阳二气的交感和五行的不同特性相互作用，才出现了天地万物，而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又是生生无穷的。

　　　　综上所述。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

　　　　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天地万物。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宇宙的生成到人类的产生，都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历史上许多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讲宇宙自然的时候，能坚持唯物论，当他们一涉及到人类社会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二元论或唯心论。周敦颐则不是这样，他认为人类的化生同万物化生一样，也是由“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成，人与万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所禀受的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中最精华部分。他说。“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焉，神发知矣”（《图说》）人类具有高于万物的灵气和思维等特性，就是因为人得到了“无极之真”和“二五之精”中的最精华部分。

　　　　总之，周敦颐的宇宙生成发展论，自始至终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四、周子《通书》　　论性命道德之本

　　　　周敦颐的重要著作除《太极图说》之外，还有《通书》，《通书》亦名《易通》。名为《易通》，说明它是一部讲《易》的著作。《易通》全书40章，全文2601个字，文字十分简约，但其论及的问题却很广泛和深刻。虽然是一部解《易》的书，它的风格却不同于当时其他易说著作。这部书不对《周易》进行逐卦逐句的解说，只是有选择地引用了《周易》中的若干经文，进行阐述的发挥，用以表述自己的观点。《易通》所涉及的卦名只有乾、损、益、家人、睽、复、无妄、讼、噬嗑、蒙、良等部分。他认为，《易》集中体现了天地形成的奥秘和圣人之道的高深莫测。不过，《易通》又不仅仅是一部易学著作，其中还容纳和贯通了《中庸》中“诚”的思想，也涉及了《论语》、《春秋》、《大学》、《乐记》中的一些内容。《易通》也是对《太极图说》的具体补充，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了周敦颐的理学思想。

　　　　《易通》除进一步阐述宇宙论之外，还着重阐述了人性和道德问题。

　　　　《易通》里的宇宙论，同《太极图说》基本一致，但其论述则更加详细。《易通》强调了“诚”的概念，“诚”在全书中具有最高德性的含义。在作者看来，“诚”是宇宙的中心，又是圣人之大本。《易通》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之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诚上》）这是说，诚源于世界的最初本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因此，”它就是圣人立身之德，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根本，又是“百行之原”；，是至善的道德的源泉。

　　　　就人性道德论来说，《易通》认为“诚”是人的一种最高超、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如其曰：“圣，诚而已矣”。人们在道德修养上一旦达到了“诚”，那就达到了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实现了心灵的净化，变为最完善、最高尚的圣人。但是，一般人的本性不都是至善的，所以，《易通》把人性分为刚、柔、善、恶、中五品。它再把刚与善相结合的人性称为刚善，把刚与恶结合的人性叫做刚恶；把柔与善结合的人性称为柔善，把柔与恶相结合的人性叫做柔恶。所以，实际上他认为人性表现为刚善、剧恶、柔善、柔恶和中性五类，总括起来仍然表现为善、恶、中三品。《易通》认为，刚善、柔善都还不是最好的人性，只有合乎中的人性才是最完善的。“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其他四种人性或全恶、或不完善。因此，最高理想的人生目标，应该是“日易其性，自至其中而止矣。”这是《中庸》“致中和”思想同人性论相结合的表现。所谓“中”，就是中正仁义。怎样才会具有中正仁义的美德呢？《易通》提出了“无欲”、“主静”的修养方法。“主静”的关键在于“寡欲”《通书·圣学章》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虚静动直。虚静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子全书》卷9）

　　　　为什么无欲则虚静动直？由于没有个人私欲作怪，心则虚静，虚静就能明通事理；在虚静中产生的行为是直起的行动。这就是所谓“静虚动直”。为什么动直则公？既能虚静，则其动机正直，公道无私。何谓“公则博”？《易通》说：“天地至公而已矣”，像天地那样至公无私，这就是“公则溥”。总之，要做到“无欲”，才能“静”、“明”、“通”、“直”、“公”，达于圣人的境界。周敦颐提倡的“寡欲”、“无欲”，被后来的理学家发展成为“去人欲、存天地”的禁欲主义说教。

　　　　在《易通》的《礼乐》章中，周敦颐论述了礼乐问题。他第一次把维持封建制关系的“礼”提到了“理”的高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得其理然后和。”礼乐的作用是维护封建秩序，这就是把礼作为规范人的思想的工具，把乐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工具，从而达到使这个社会既有等级秩序，又能和谐统一。上述思想被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进行了继承发挥，又把“礼”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天理人欲之辨”，应该说是由周敦颐开其端给的。

　　　　　　　　　　　　　　　　　　　　　　五、理学开山　　启旷世儒学新风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派形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经受了多次的严重考验，但它始终能够延绵不绝地发展下去。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顺应一定的时代要求而进行自我更新。儒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即强调交易。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仁二朝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承接了韩愈的“道统说”，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更新活动。黄百家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即胡瑗），泰州孙先生（即孙复），祖莱石先生（即石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他们在学风上不重训诂而着重探讨义理，揭开了借用儒家经典来建造自己理论体系的序幕。

　　　　又《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有黄百家一段案语：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这个案语指出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人，他打破了理学家所谓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新昌盛起来，重放光明，这段评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周敦颐在其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太高，只是由于他开启了宋代新儒学的一代新风，故其影响越来越大。南宋初期的胡宏说他“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他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作用之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三位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的一段话，用以结束对他的论述：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对尔后七八年的学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太极图·易说》、《易通》成了理学不刊经典，甚至比作《论语》、《孟子》。周敦颐在宇宙论、性论、道德论、教育论、政治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主静、鬼神、生死、礼乐、诚、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为尔后理学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的地位，早已成为定论，其历史影响非常深远。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传》。

　　　　2．《周濂溪集》。

　　　　3．《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

　　　　4．《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5．《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　　齐鲁书社出版

　　　　6．《试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哲学思想》（马振择《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史林宗匠　　司马光

　　　　　　　　　　　　　　　　　　　　　　　　　　　　（1019——1086）

　　　　　　　　　　　　　　　　　　　　一、生于贵胄之家　　勤奋好学忘寝餐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学人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孚之裔司马阳，是北魏的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于此地家居，因以为籍贯。此后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司马光的高祖司马休，曾祖司马政、伯祖司马炳皆因五代战乱没有做官。到了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又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但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此人“以气节著乡里”，他在陕州富平县为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富平县志》卷7）。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堂兄司马里，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薰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