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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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造型美观的陶器，如背壶、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还有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出土的大型墓葬、房址等遗存也同样展示了大汶口时期灿烂的建筑文明。
大汶口的陶器是最负盛名的，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所以制作器物不够规整。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型以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为主。大汶口的陶器精品要属1974年出土的八角纹彩陶豆。八角纹彩陶豆为泥质红陶，微敛口，腹部微鼓，口沿和底部均为白衣，上面绘着竖线纹和圆弧纹，图案设计简洁新颖，彩绘线条刚劲流畅，装饰色彩鲜明绚丽，风格独特。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八角星纹陶豆，陶器表面用白彩画了4个对称的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无边的概念，表现出先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大汶口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这种八角星纹图案，是大汶口陶器的明显特点。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大汶口出土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大汶口彩陶的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据推断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
黑陶、灰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精品，由于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时期陶器以大镂孔花纹陶器为精品。这一时期开始使用慢轮制陶，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出土的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大汶口中期的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并开始流行螺旋纹。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白陶是最为惹人注意的，它是大汶口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白陶是大汶口人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高岭土烧制成的，用这种材料可以烧成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统称为白陶。白陶的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出土的石器不多，石器通体光滑，有角有棱，刀口锋利，大多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在大汶口出土的工具中，甚至出现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
大汶口的骨器也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精致骨雕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还有剔地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
大汶口人生活复原图
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泰山南麓大汶河两岸定居，大汶河横贯东西，良好的农业环境使大汶口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大汶口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起初，大汶口人的农具类型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可随着耕作实践的增长，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制作较为精致，石器多经磨光，刃部锋利，有的还穿孔，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
大汶口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粮食产量很高，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就助长了大汶口人饮酒的习气。在大汶口时期的45座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大汶口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大汶口的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中以制陶业为代表，早期的大汶口人还是手工制作陶器，陶器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到了中期，大汶口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轮制技术，采用轮制技术烧出的陶器多为灰白色的陶器。晚期的大汶口人已经会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
快轮的发明是大汶口人智慧的结晶，快轮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要由一人转动轮盘，并使其急速旋转，另一人则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
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这时的大汶口人已经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
大汶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除制陶业外，制石制玉业、制骨制牙业、建筑、纺织和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十分发达，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工。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随葬器物表现出来的。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例如，在大汶口墓葬中出土过大量的“明器”，这种器物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所出土的“明器”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该是在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
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山东东部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种类有猪、狗、牛、羊、鸡等。猪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猪随葬，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渔业在大汶口人看来是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有益补充。捕捞对象主要是鱼类和蚌、贝类。在沿海和沿湖地区，渔猎生产活动是以捕捞为主和狩猎为辅。当时的大汶口人制作了各种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等，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就是证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准。后来，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式建筑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长方形居多，出现多间相连的平房，圆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礼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出现频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有零星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到其他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种器物将龟腹甲相组合，内部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山东省政府公布大汶口文化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开发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卫驾庄70多岁的老人卢继超联合当地17位村民，筹集资金达64万余元，筹建了一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展馆很小，却填补了遗址开发的空白。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鉴别、整理，重新陈列布展，丰富、充实、完善了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