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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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进行发掘。有一天，突然天降暴雨，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暂停工作，结果这场雨一下就是三天。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考古队再次回到墓坑边上进行清理工作，重大发现从这一天开始接连出现。一名考古队员在坑下清理墓葬时，突然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全场的目光立刻都它吸引了过去。随着工作人员的逐步清理，一件精美的玉器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是一件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在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这个墓葬的陪葬玉器特别丰富，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反山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共发掘出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组）的随葬品，特别是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完全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格。甚至有专家推测，反山是一处良渚人的“王陵”。
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一座座“山”、“墩”被发现，原来它们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个个大墓打开了，同样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数量更多。不仅仅是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瞩目，随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工作，考古学家们发现，原来有些“山”是人工堆筑起来的，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惊。
以今天的建筑技术，要堆筑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时日，在几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才能堆筑起这样的“山”，由此可以推断，这时的良渚社会已经有了强大而集中的权力。
1987年的春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们发掘了与反山遗址仅仅相距5公里的瑶山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是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和11座墓葬。祭坛台面平缓，构筑规整，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坛上，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排，排列十分整齐。这个祭坛墓地的时代与反山大致相当，出土物品的规格也与反山类似。反山和瑶山的发现令良渚文化成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历史特别垂青于良渚故地的人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良渚文化研究进入了高潮。继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发现后，上海福泉山、江苏花厅、赵陵山等遗址也先后发掘，重大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海内外掀起了良渚文化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末，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与数百件玉器，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考古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并根据出土文物推定江阴在良渚时代是江苏省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随着一系列的发现，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遗址群考察时，曾经感慨的称其为“古杭州”。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良渚，这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名字，曾经在5000年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它精湛而神秘的玉器文化。良渚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制作技艺精湛，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种类。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玉琮的玉材为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少数玉琮也呈圆筒状，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
良渚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玉琮的纹饰十分特别，多为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着琮的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还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分四节，为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1尺左右，制作不够规整，璧体往往厚薄不匀，有的表面留有锯痕。玉璧的特征是外缘薄，内缘厚，中央孔径较小。打孔有对钻、单面钻两种。玉璧大多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
良渚玉钺也很负盛名，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也是唯一一个有纹饰的玉钺就是在良渚出土的。这件玉钺于1986年6月在反山遗址被发现，整个玉钺全部用采自同一块白色带紫赫斑的软玉制成，玉外观形体为扁平状，呈“凤”字形。两面的刃部上角均以浅浮雕加阴文细刻琢成神人兽面图象，下角均有鸟纹，其纹样均与同墓所出的大玉琮上形象完全一致。玉钺的表面抛光精致，光洁闪亮。良渚文化玉钺上雕琢的文饰，仅此一件，为同类器物中罕见的精品。
良渚人制作玉器的工艺十分发达，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而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时期的玉器制作者必须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十分精细。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即神徽图案。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应该与良渚人的祭祀活动相关。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划着“神徽”和兽面纹。
对于“神徽”图案，研究者在识读时将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带有羽冠的人面加上身的形象，下部则是兽形，具体讲多认其为虎形。这一图案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性，表现了一个巫师骑着虎在天上飞行的样子，也就是所谓“御虎跻”的写照。虎是巫师通天的坐骑，图案两边的鸟纹常常被认为是助巫师升天的伙伴。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图案的象征意义说明良渚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萨满崇拜”的巫术信仰，而这一信仰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
良渚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从不同墓葬出土数量的不同，可以看出当时的的良渚已经出现了私有制，贫富分化差距很大。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但在一些居址周围的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包括管、珠及单件锥形器等，几乎没有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差别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变革，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石犁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耕作条件的特定农具，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进步。
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极细的农具。良渚人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从这些出土的农用工具来看，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十分发达。
良渚文化之谜
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消亡。对于良渚消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化自身跌落文化低谷，自然消亡，然后神秘失踪；还有学者认为是当时的特大洪灾使良渚人举族皆灭；但最有生命力的是良渚的迁移学说。
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发生了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间便被摧灭了，良渚人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外部条件，于是举族向山东迁移。
黄帝、炎帝的扩张打破了良渚人的宁静，被后代称为“蚩尤”的良渚人首先与进入山东的炎帝发生了战争，并将炎帝打得一败涂地。黄帝也随后与良渚人发生了战争，良渚人起初连连告捷，但最终，黄帝联络了商人将蚩尤彻底打败。
这个在古籍中出现的“传说”近年来屡屡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良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诸多影响似乎也可以从这种推测中得到解释。
在良渚发掘出来的玉器上，有一个神秘图案反复出现，形态像一尊英武的战神。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这些古玉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神秘的“战神”图案又隐含着什么深意？
考古学家开始实地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战神”图案之谜渐渐破解。玉器上威风凛凛的“战神”很有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蚩尤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传说中，他可能是“良渚”这个地方的战斗英雄，是良渚古人崇拜的偶像。
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石钺非常发达，手执石钺的人往往是军事领袖，这说明良渚人也崇尚武力、权威，喜欢战斗。传说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这个部族的分布范围正好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他们信奉鸟、兽，因而有了鸟、兽图腾。而良渚古玉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九黎族中的羽人联盟。
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十分令考古学家不解。良渚玉器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切割、钻孔、刻纹与打磨，玉是坚硬致密的物质，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技术，但一般认为良渚时期冶炼技术尚未出现，因而制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便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经过我国考古专家不懈的探索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一些有关良渚玉器制作方法的推测不断涌现。但令专家们无法解释的是，他们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制作方法多次试验，但仍无法完成极少量相同于良渚玉器的制作。专家推测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须要用金属作为钻器高速旋转才能完成，甚至有人提出假说，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冶炼技术，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