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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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发展，婚姻纠纷的内容也不断变化。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调查表明，1949年到1987年，北京市的婚姻家庭经历
了三个时期和两次大冲击。
北京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1949年2月），人民政府就根据解放区婚姻条例开
展婚姻登记与管理工作，明文规定：“本条例根据自愿，一夫一妻之婚姻原则制定
之。”“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和伙同娶妻。”
1950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北京市主要开展三项工作：1．
确立新型婚姻。1950年5月到1953年2月，在49734对申请结婚者中，有1。1％由于包
办、早婚、重婚等原由而未被允许结婚。2．初步解决了旧社会遗留的婚姻问题。1
950年到1953年，民政局与法院准予离婚的对数与当年结婚对数相比，为25％到35％
之间，其中妇女提出离婚的占80％左右。这种较亭离婚率是破除封建婚姻的必然结
果，是社会的历史性进步。3．家庭的结构与内部关系初步改善。1954年调查表明，
对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人已占80％。
1954—1957年，婚姻家庭稳步发展。离婚率稳定在9％—10％之间。但1958—1
962年，婚姻家庭受冲击。“大跃进”中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到1960年职工总数
纯增57％，到1962年又纯减20。3％。这种罕见的城乡人口大对流和工资收入者的剧
增剧减，使本已有所削弱的城乡差别和金钱地位结婚观念重又突发。此外，由于不
正常的政治气候，在押犯人家属提出离婚的也增多。因此，全市离婚率1959年增至
12。3％，直到1964年才降回到与1957年大体持平的9。8％，形成解放后第二个离婚高
峰期。1964年第一次冲击过去，刚要喘气，“文革”的第二冲击波又铺天盖地而来，
婚姻成了政治附属物，每个挨整或出身不好的人都可能遇到离婚。强权婚姻、谋取
政治利益的婚姻等等写在这些年的历史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1年新婚姻法的实施，北京市的婚姻关系
发展到新的阶段，离婚出现了新的趋势。需要指出，与社会上的普遍印象相反，北
京近些年来的离婚数是不但增加极少，而且大大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可以说
还根本够不上什么较大社会问题。从离婚率变化来看，1977年为3。9％，1979年最低，
为2。5％，1981年仅次于1979年，为2。6％，1982年为4％，1984年最高，为5％，但
1985年又降为4。4％，如果离婚率还不够精确，那么每万人口中的离婚对数以1985年
最高，为6。2对，但这与1956年相等，而且低于1950—1964年间的任何一年。即使从
离婚绝对数来看（且不论人口增加多少），最多的1985年达5。874对，但仍与1964年
持平，而且仅是第一次大冲击的1962年的68％。因此，任何夸大近年来离婚问题严
重性的说法都没有根据。总的趋势表明：爱情对维系婚姻的作用越来越大并越来越
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这无疑是实现恩格斯预言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社会进步。
＇注＇
从微观上看，婚姻关系的破裂以及在离婚中所持的观念、立场和方法，与婚姻
当事人的道德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八十年代初，遇罗锦诗蔡钟培离婚案曾一度引起社会的颇大关注。在案件尚在
审理期间，两家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杂志公开组织了倾向于遇罗锦的大讨论。此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播发了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重
新审理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性伦理学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呢？笔者受中国伦
理学会的委派，对这一离婚案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并于1981年6月14日以蔡钟培代理
人的身份出席了法庭的重审。笔者以为，这件离婚案的确给人以深刻的道德启示。
正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遇罗锦诉蔡钟培离婚案的经验教训》中所指出
的：重审抓住了案件的焦点——离婚的真实原因，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了是
非，经过调解达成了离婚的协议。当事人双方和他们的三位代理人都在协议书上签
了字。协议书说：“遇罗锦与蔡钟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
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
裂。本院受理后判决双方离婚，因事实审查失误，经蔡钟培上诉后，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理。现蔡钟培亦坚决要与遇罗锦离婚，遇
罗锦仍持原要求离婚意见。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按照一审的判决，遇、蔡的结婚和离婚，责任在双方，是草率结婚的结果。这是不
符合事实的。重审查明（遇罗锦自己也承认），遇罗锦由于作风上的不检点，与第
三者的关系失去控制，加速了与蔡钟培感情的破裂。不难看出，遇罗锦在离婚案中
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而查明有关事实真相，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离婚中的道德
也是有益的。
离婚中也能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例如白求恩与他离婚妻子的关系。诺尔曼
·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曾两度结婚而又离异。然而，在白求恩的心
目中，弗朗西丝毕竟是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他的人之一。离婚后，他仍然管她叫“我
的妻子”。白求恩对他离婚的妻子的信任、友谊和关怀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9年11月的7个夜晚，生命垂危的白求恩在中国北方的一家农舍里躺了好久，沉重
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
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
力气再往下写。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请求国际援
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
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受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
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这就
是白求恩和他离婚妻子的故事。从中，人们不难体会到他处理离婚问题时的真诚、
崇高的道德。
第五章 婚前关系中的性伦理
婚前关系，在其较严格的意义上，是指未婚男女以结婚为目标所结成的特定的
关系，在其较广泛的意义上，则指未婚男女之间所结成的以性为核心内涵的特定关
系。
婚前关系中的性伦理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本章拟从恋爱与伦理谈起，进而着重
研究婚前性行为和试婚中的性伦理问题。此外，还准备就婚前关系的特殊形式——
独身中的性伦理做些探索。
一、恋爱
爱情要经历一个萌芽、开花和结果的过程。男女双方培育爱情的这个过程，就
称之为恋爱。
在本世纪初，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以为文明人以“性爱”一词互相联合起
来的各种情绪，在以前和现在，都是一种人类心理的不变形态。这当然是完全错误
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包括性爱在内，都是随着生
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恋爱中的伦理，决不能脱离现实社
会的经济、政洽状况和社会主义性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在恋爱中存在着伦理问题呢？基本的根据在于，恋爱产生对社会的责任。
在恋爱中，直接的当事人只是两人，但是，恋爱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列宁指出，
对于恋爱说来，“最主要的还是社会的方面”，“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
会的责任”。＇注＇恋爱产生对社会的责任，并不是故意强加的，而是由恋爱要涉及
两个人的生活，并会产生新生命这一自然情况直接引申出来的。
首先，恋爱的基础往往影响当事人双方的人格再造。一般地说，如果恋爱是建
立在共同的崇高生活理想基础之上的，它往往会给当事人双方，带来生活的快乐和
生活的力量，带来积极上进的健全精神，使双方能在共同生活中取长补短，相互影
响，从而使每一个人的人格更加完美、崇高。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
斯基形象地说道：爱情赐予万物的魅力，其实决不应该是人生的短暂现象，这一道
绚烂的生命的光芒，不应该仅仅照耀着探求和渴慕——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求爱或者
求婚吧——的时期，不，这个时期其实只应该相当于一天的黎明，黎明虽然可爱、
美丽，但是接踵而至的百灵，那光和热却比黎明时分更大得多……。
其次，恋爱对社会产生着调动或抑制人们历史主动性的责任。一般地说，如果
恋爱生活是健康的、合宜的、严肃的，那么它不仅能使青年男女在忠实履行爱情所
包含的义务中，培养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义务的责任感，而且，能直接激励他们克服
重重困难，去执行应尽的社会义务。俄国近代著名文艺批评家赫尔岑深刻地指出：
爱情是作为伟大的因素渗入他们的生活的，但是它并不把其他因素都吞噬吸掉。他
们并不因为爱情而割弃公民精神、艺术、科学的普遍利益；相反，他们还要把爱情
的一切鼓舞、爱情的一切火焰带到这些方面去，而反过来，这些世界的广阔与宏伟
也渗透到了爱情里。
最后，恋爱对社会的责任，还表现在它深刻地影响着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和家庭
生活。一般说来，恋爱都是以结婚为目标的，因而，它的基础怎样，发展是不是健
康的，直接关系到婚姻关系的巩固，关系到家庭生活的合谐，以及新一代的成长。
关于这一方面，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首先对儿子做了如下忠告：“孩子，
你要记住：夫妇一生在道德上的纯洁，取决于男女的婚前关系的性质，取决于在这
种关系中道德情操的因素占何等重要位置。在爱情方面，‘经验多’、‘阅历深’
是十分可怕的事。情侣在婚前的品德关系越纯洁高尚，青年人——未来丈夫的道德
义务感也就会越强烈。对女人的道德义务感，对她的前途的责任感。把青年人变成
男子汉。纯洁的爱情使青年人健康成长；轻浮的爱情，消愁解闷的爱情使他们堕落。”
综上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恋爱中涉及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恋爱中的道德。
那么，恋爱中的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恋爱道德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
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于双方的品德、情操和志同道合。在情侣的选择上，要摆脱“门当
户对”、“父母之命”、“郎才女貌”及其他社会偏见，着重于对方有无良好的品
德和情操，双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这不仅是维护恋爱关系的自主性和持久
性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恋爱关系道德性的显著标志。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
认识道：“为着品德去眷恋一个情人，总是一件很善的事。”卢梭也曾强调：“我
们之所以爱一个人，是由于我们认为那个人具有我们所尊重的品质。”当然，在具
体选择情侣时，根据当时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