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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性伦理学-第53部分

小说: 性伦理学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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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称这个任命是“对纽约市人民的侮辱”,是“事实上设立一个下流的讲座”,而
且这样做也是“专横的,恣意的,直接危害社会健康、安全和人民道德的”。顺便
指出,罗素被阻止在纽约市学院任教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学仍进行得一帆风顺。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此事发表评论说:“伟大人物都曾遭受庸人的剧烈反对。当
一个人并不轻率地顺从沿袭的偏见,而是诚实地、无所畏惧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
庸人是不可能理解的。”1949年,罗素的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发行;不过,书名改为
《婚姻革命》。这一更改,清楚地肯定了罗素的性伦理现在西方性革命中所引起的
重大作用。
    194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长达804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数
字、表格、曲线图,仅最后所附的专业表格就有120页之多。但就是这样一部艰深的
学术专著,首次印刷的20万册在两周内就被抢购一空,并马上在全美和全世界引起
极大震动。这就是《男性性行为》。1953年,该书的兄妹篇《女性性行为》再度出
版。至此,以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阿尔弗雷德·C·金西的名字为标志的性学中的社会
调查学派宣告确立于世,国际性学研究也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还标志着确
立于1886年的性学,经历了初创期,终于发展到了成熟期;标志着性学开始从学者
的书斋和医生的实验室与门诊所走出来,投入现实世界,投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开始对社会与文化发挥其巨大推动力了。
    西方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金西调查报告对60年代西方出现性革命的第二次高
潮具有“决定性意义”。此断语尽管颇显夸张,但金西的如下性伦理观逐步变成西
方许多人们的行动指南则是事实。在金西看来,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坚信不疑,
自己的性行为模式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每一个阶层也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文饰
自己的性行为。对社会上层来说,所有性的社会行为都是道德问题,而道德这个概
念又成了性道德的同义语。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相信:违反性道德是一切不道德行
为中最恶劣的一种。性的纯洁被高高地供奉在道德圣坛的顶端,使得社会上层中的
许多人认为,把自己的戒律强加于社会中所有人的头上,是自己神圣的宗教义务。
与此相反,社会低层人重视的是:什么自然,什么不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
的性行为模式。低层人中有一些个人也把性行为看作道路问题,但是他们同时也承
认,总的说来,本能会战胜道德。中等阶层的男性一方面与众多乃至数百个姑娘性
交过,另一方面坚决不娶非处女为妻。而上层男性一旦偏离道德戒律开始性交,其
疯狂劲儿就比其他什么人都足。对许多上层男士和一些中层男性来说,道德戒律是
一种神秘的启示和天降之大任。性道德不需要理性讨论,不需要冷静探索,不需要
任何客观资料和数据来验证,即使不同的性行为模式相互冲突,也不需要考察其中
的原因。性道德就象宗教一样,只需要接受和捍卫。还有许多人认为,性道德甚至
比宗教更为重要。如果他们用其他办法无法捍卫它,他们就会宣布:现有性道德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顶点,是人类智慧的最后结晶。金西的结论是,由性活动引
起的大部分悲剧,都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性态度相互冲突的产物。性活动本身不
会对任何人造成肉体损害,但是对性满足的否定却会造成人格分裂、丧失社会地位、
丧失名誉乃至丧失生命。
    金西对于自然事实和数字的尊崇,直接导致了对于狭义的生理、物理和机能的
尊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已经成为西方性伦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图书、杂志和电
影创作的思想基础。他的研究之坦率甚至粗鲁,他的思想之易于为人理解,再加上
他的成功,这一切也许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性革命从激进分子和文化人阶层中的一
种倾向转变为一个群众运动。金西和他的同事及支持者总是坚决否认他有任何要助
长人们的性行为的企图。从一种机械论的立场出发,他的目标是科学的知识。既然
在数字和自然因素方面(也许只有这些方面是能被科学所接受的)应用科学方法十
分容易,那么,在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中,人们自然要偏爱这些因素。事实上,这种
否认尽管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但即便是在那时,也是不真实的。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的性道德在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已分崩离析,代之而起
的是一种“新”的性道德。这种性伦理观力图建立在如下的三个基本前提上:1.性
是健康的,自然的就是美的,任何让身体觉得愉快而又不会伤害到他人的行为都应
该被接纳。2.性关系是平等,要扬弃旧有的鼓励男人而压抑女人的“双重标准”,
在一种性关系中,男女两性均应有自由表达其需要并分摊责任的平等关系。3.传统
上为了调节性关系而建立的婚姻及家庭制度,应该尽可能具有弹性,符合个人的僻
性,而非强迫每个人都套进同一个框框里。

                        二、西方性革命的伦理代价

    西方“性革命”实际上走上了二元发展的路。
    严肃的思想家们(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性学家),
并不想使人类的性行为失控,也并不蔑视一切调整人类性关系的行为准则。他们所
忧虑的,是人类长期以来对性本能的不正当压抑。这种压抑,使原本属于人的正常
欲望的性,异化成一种附着神秘灵光的人的对立面。因此,他们所希望的,是克服
人的这种异化心理,消除这种异化现象,还性以原本的面目,还人以原本的面目。
客观地说,“性革命”沿着这条路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确实起到了一种“解放”作
用。
    “性革命”导向的另一条发展途径,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社会为此付出了并
在继续付出巨大的伦理代价。
    美国学者韦克斯在对60年代的性革命高潮进行“回顾”时,颇有见地的指出:
如果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个时期,可以发现,在形成当前状况方面,有四种变化
似乎特别重要:性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过程的继续甚至加强,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
变化;在性的调节方式上的变化;新的(或重新组织起来的旧的)社会对抗的出现、
以及新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所有这些,为当代性危机提供了一个框架。'注'
    首先,如果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生活的商品化和商业化,渗透
并开拓日益增长的领域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结构变化与性生活变化(资本主意的结
果)之间辨认出某些关键的连接点。资本主义创造出一种人格类型去适应其需要,
更没有创造出一种对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性道德。科恩和泰勒(Cohen and Taylor)
在《逃避努力,中指出,性正在成为最大的逃避手段之一。在50年代早期,《花花
公子》的创办者休·赫夫纳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此,《花花公子》扛着印有美元标
记的旗帜,冲进了性的战斗中。《花花公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性硬币,创造了千百
亿元的色情出版物产业。性不仅是资本主义开拓的领域,也是向外扩张的领域。性
爱与生育的日益脱离(它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随着有效节育手段的发展而来的
技术发展之产物),为新的欲望的增加开辟了道路,追求肉体享乐已成为自身的目
的,肉体享乐的商品化具备了可能性。性产品的新市场不断地被开发或创造出来—
—50年代是在青少年中,60年代是在妇女中,70年代是在同性恋者中。到80年代,
用钱能买到的东西的范围已经引人注目地扩大了——从性辅助物到春药,从幽会服
务到性要求电话,从色情服饰、色情物品,到无法购买的各种性节目。一位在80年
代初访问纽约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写道:“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性、艳丽的肉体、同
性恋——一切东西——都在一种为欧洲人所不知道的程度上商业化了。在曼哈顿的
大街上,穿着鲜艳的男男女女用时髦的标记戏剧般地表现自己的性特征,并且有意
识地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理想——穿过一种未来主义的美和巨大的贫贱交织在
一起的城市风光,在那里,成功和失望都在每一块街区里争斗。”不难看出,西方
世界已受到消费化了的性的激烈挑战。
    其次,在一本意味深长地题名为。性的界限。的书中,英国记者西利亚·哈登
承认:在某些方面,性革命使我摆脱了负罪感和忧虑感;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用
另一些镣铐重新奴役了我。在这场论战中,真正的“性的俘虏”是这样一些人,他
们过分热忱地相信提倡放任的先驱者的主张(在这些先驱者中,“性学家”是最突
出的),并且在自己对性成功的追求中,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苦行。激进的女权主
义企图通过集体的努力来避免开男子权力的束缚,结果发现男子权力是通过占支配
地位的对性的定义,尤其是通过“性革命”的花言巧语而暗暗地起作用的;“性革
命”是男性取向的革命。所以,西方妇女性化过程是一种成问题的现象,因为它并
不是一种自主的事态发展。诚然,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妇女性意识的觉
醒,并促使妇女的性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至少对妇女的住满足有一种重要的
激励。然而,所发生的变化的现实性和重要意义,被其他的种种现实所减弱了。这
种种现实主要是:妇女仍在家庭中处于依赖地位,她们作为工厂和办公室中低工资
收入的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关于女性迷人力量的新规则使得妇女身体的特征更明
显,同时又继续使她们服从于男人对欲望的定义等等。更准确些说,妇女的“性解
放”是在一种双重背景下发展的:其一是关于男人对性的需要和快感的定义,其二
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和消费的组织。这两种背景通过家庭生活的物质实体结合在
一起。大多数妇女的经济地位——较低的工资,较少的就业机会——仍然使得婚姻
被视为通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安全与地位的途径。性革命拥护者对婚姻中唯意志论的
思想意识表示敬佩;而现实却常常是无情的决定论的现实,尤其对妇女来说更是如
此:经济、文化、道德,然后才是性。
    第三,本世纪20年代,西方的性伦理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一般自由派人士已不
仅是相信而且是恪守这样的教条——性压抑的对立面即性教育、性的自由谈论,以
及性的感受和表现,将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已成为开明人士的主要标志。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
于性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又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
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这反映在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关注性问题的改革之中,以
及造成了“零零碎碎的道德工程”。不过对性的法律控制的完全自由化从未达到。
根本原因在于,性革命并没有解决西方文化中的性问题。目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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