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学-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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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
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
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
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注＇作为五四运动时期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革命的一部分，性伦理问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并形
成了中国历史上性伦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仅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
新创办的以研究妇女、婚姻和性问题为宗旨的报刊就达40余种。当时，许多著名学
者和几乎所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撰文阐述性伦理问题。
以鲁迅为例。鲁迅前期是以“生物学的真理”作为他的性道德观的理论根据的。
他论证道：“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
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
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
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
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注＇以此为据，鲁迅批判了那种把性交视为“不净”的虚伪、愚昧的“中国的旧见
解”。在他看来，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对婚姻、性道德等问题的研究，必须去掉
一切神秘主义以及其他偏见，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科学的答案。鲁迅申明：
“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
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
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自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
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注＇进而，鲁迅以进化的观点批判了“圣人之徒”以
孔孟之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三妻四妾，“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
堕落现象。
作为一个战斗的启蒙思想家，五四时期的鲁迅把主要注意力和批判的锋芒指向
违反人性的封建性道德、畸形的性道德观和变态的性心理。同时为“天性的爱”的
解放，为维护纯真的爱情而呐喊。他的《随感录·四十》就是针对“一位不相识的
少年”寄来的一首以“爱情”为题的诗所发的感想。原诗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
恶。鲁迅认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又说：现在“东方发白，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囗便
鸱囗般叫”，“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
放了我们的孩子：’”1922年8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由东亚书局出版，其
中大都是要求“自由恋爱”的情诗，反映了被五四运动唤醒的青年反抗封建礼教的
要求。但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却先后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和《悲哀青年答
章鸿熙君》等文章，将《蕙的风》诽谤为“金瓶梅一样”，“堕落轻薄”的作品，
是“变象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于是，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判
家》，对这种论调予以了驳斥，并指出：“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
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
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
有力地揭穿了虚伪腐朽的封建性道德。
再说茅盾（沈雁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在他成为举世瞩目的
文学家之前，首先是一位性伦理问题的专家他在1920年～1925年间，曾撰写和翻译
了有关婚姻和性问题的文章约160篇。这一遗产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在写于1920年2
月的一篇文章中，茅盾指出：“我们大家知道‘性道德’（Sexual Moral），男女
间相差很远。以贞操而论，无论中外，总是女子失贞的事大，男子失贞（即娶二女）
的事小，简直等于无。这道德方面的不平等。是第一该解放。但要晓得解放不就是
女子效男子的样，也可以随便和人发生性欲关系，或也如男子一般，置小丈夫，或
也反男子之道而行之，将男子视为满足女性内欲的玩物！这是要创造新道德，男女
共守的新道德，才是‘人’的办法，不然，便人于兽的行为了。”＇注＇他还进而分
析道：要知道“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Sex”是从来学者讨论不了的大问
题，岂是“坚定意志……”等等常识——教孩子们的常识——话头所可乱充的呢？
瑞典有位爱伦凯（Ellen Key）女士对于女子主义运动是终身事业，讨论新道德极精
辟的，德奥国家的女子主义也是极力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要晓得他们研究的到
了什么程度，得了什么结果；他们社会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或介绍他们的学说，或
参考他们的学说，印证自己的环境，研究创作，所以一方面仍是要从学问上着手，
做工具；一方面从实地调查和观察入手，做材料。当茅盾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他又写下《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该文发表在1925年元旦出版的《妇女杂志》
（第11卷第1号）“新性道德号”上。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还有两篇重要文章，即章锡琛
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
界关于性解放问题的第一次讨论。主张性解放理论的以章锡琛、周建人先生为代表，
反对者以陈百年教授为代表。这场讨论的文章后由章锡琛先生汇编成《新性道德讨
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于1925年10月发行。通观该讨论集的第三版，可将中国20年
代的性道德的理论综述如下：
章锡琛依据福莱尔的《性的问题》，首先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中指出：
从来的性道德观，最奇怪的，莫过于规定了性的行为只有在经过结婚形式的男女两
人间方可发生。他们对于结婚形式，好象看作具有无上的神通，能够使一切的不道
德都变成道德似的。已经成年而且具有责任能力的男女，因为自己双方的合意，互
相结合，这是无论从哪一方看来不会有害于社会及个人的，然而一般社会却常常看
作不道德。照新性道德上看，男女间的性行为，只要他们的结果不害及社会，我们
只能当作私人的关系，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的。社会对于男女间的关系，只有在产
生儿童时，才有过问的必要，其余都应该任其自由。离婚的自由也是新性道德的条
件之一。他在答辩文章中又谈道：我们所说的两性间的关系，决不只是单纯的低级
的肉欲关系，所以性的解放虽然常常容易被误解为纵欲，但两者的性质似乎不至于
像这样的容易混同。节欲的训练必须与性的解放同时并行，才能把两性观念提高。
“我所谓的性的解放或自由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凡无害于社会及其它个人
的，一切都任其自由。”＇注＇
周建人在讨论中表示，应把恋爱看作极私的事。如果是成年以上的、健全的、
纯粹的爱情关系，社会应当看作中性道德。瑞士的福莱尔、英国的罗素等都说过，
只要客观的说出就好，我当然是赞成这种意见了。我对于性道德的见解，不是主张
用多委制或多夫制去代替一夫一妻制，是说一夫一妻道德也可以不必严格。“同时
恋爱两人以上时”，只要他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旁人用不着去于涉。我觉得超越
一男一女以上的恋爱关系，社会必须认为不道德，总是一种压迫。＇注＇
陈百年在论战中指出：性的解放或自由，都是多义的，可以作温和的理解，也
可以作极端的理解，其间程度相去甚远。我的偏见，以为要想保持适度的性欲，最
好还是一夫一妻，即一夫一妻的生活最容易使人不走入不道德的路上去。他在分析
中国现实情况之后，认为新性道德或性解放的理论，是“一夫多妻制的新护符。”
＇注＇
鲁迅先生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讨论，但是在他主编的《莽原》上先后发表了章锡
琛、周建人的四篇文章。鲁迅先生并在。编完写起》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总以
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理论发的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
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象论是非，“莫名其妙”。
不难看出，鲁迅的倾向是明显的。
应该怎样评价这场关于性解放的讨论呢？1985年到1937年，艾思奇在上海参加
编《读书生活》杂志。其间，有读者问及性自由的问题。艾思奇写了《恋爱的本质
是性行为吗？》，予以公开答复。该文涉及到20年代的那场讨论。文章认为：恋爱
问题在中国最出风头的时候，是20年代。那时正是所谓五四文化运动期间，全国发
生了一个反对旧社会传统的运动，恋爱自由的呼声，也成为反对旧传统的一个口号
而出现了。这新的文化运动的来源，人人都知道是因为中国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要素
最初抬起头来，要想打倒旧的封建势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新势力的表现，恋爱自
由的主张也正是这新文化中的一支生力军。恋爱自由的主张反映着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恋爱自由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从五四时代的言论里，可以知道，主张恋爱自
由的人，是以恋爱是男女个人本身的事情，所以只能由本身自己来决定，不能听从
“父母之命”，排斥第三人的干涉。这在反封建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推到极端，就
有人把恋爱看作纯粹个人的事，以为和社会全然无关。恋爱是以自由乎等为理想的。
所谓恋爱自由，就是要人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作自由的追求，自由的竞争，自
由的结合。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也就是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来和封建势力对抗的；
恋爱自由不过是这一方面的反映，是虚诡的自由平等。有资产的人实际上始终占着
优势。资本主义社会里，男女两性说不上自由恋爱，而成为露骨的买卖婚姻。艾思
奇还提醒读者注意，恋爱所需要的那些条件，也是反映着社会的不平等的。苦力劳
动者们因为生活的残酷压迫，一般所谓的“人品学问”之类，在资产者认为是谈不
上的，恋爱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恋爱的种种特征，都带着新
兴资本主义性质，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才是产生恋爱和决定恋爱的基础，恋
爱的本质。艾思奇的此种观点，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曾占据了主导地位。
至此，对于历史的回顾可以暂告一个段落。首先应当承认，不论是五四时期马
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性伦理发起的冲击，一还是稍后展开的关于性解放问题的大讨论，
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反对封建性道德的意义。同时应该反思：为什么五四时期提出的
性道德观历经长期磨难仍没有能在中国掌握广大群众？为什么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