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学-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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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化开放有密切联系。
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性价值观念，开始传入中国。这期间，固然
有马克思主义的逐步传播，但相对说来，资产阶级的性道德观念影响似乎更大些。
其突出的例证，即是20年代中国文化界曾展开的那场关于“新性道德”即“性解放”
理论的讨论。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又热心地翻译了不少西方性道德的理论著作。在
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性道德的引入，确实曾使一部分渴望冲破封建
道德观念束缚的知识分子尊之为“新”。但是，仅仅用这种理论去攻打顽固的封建
性道德的堡垒，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只好败下阵来。在奉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当代
中国，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涌进，由于多年的封闭状态，经
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人，特别是在这期间和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一种研
究西方思潮和性价值学说的强烈愿望。其中，确有一部分人以其并不清晰的意识，
全盘接受西方的性道德。但更多的人则希望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创建具
有高尚爱情的两性生活。基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因之，有
可能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批判和借鉴。而这方面的成果，
将成为当代中国性伦理大变革卓有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从变革的深度分析，当代中国的婚姻道德变革比之五四时期无疑具有更
大的广度和深度。
五四时期对封建性道德的批判，标志着中国封建性道德的终结（就其失去了历
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而言），因之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这一场斗争主要
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而且仅仅局限于思想道德领域。至于在受害最深的广
大劳动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失去了历史进步性的封建性道德依然极端顽固。
当代中国的性道德变革，则在～定意义上具有了全社会性和全民族性。其中，变革
呼声最高的依然是知识青年。此外，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则是广大女性。其中包
括广大的正在奋起的农村妇女，这恐怕是因为封建性道德在那里还颇为猖撅的缘故。
第四，从变革的环境分析，中国的两次性道德的大变革是在根本不同的社会条
件下进行的。
五四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尽管人们
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封建住道德之种种弊病，但其变革仍只能停留在“乌托邦”的境
地。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正在逐步创造着两性关系“真正革新的基础”，
一场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性伦理巨大变革已成为大趋势。
众所周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十余年来，中国径历着从封闭向开放的
伟大转变，经历着从僵化的经济体制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伟大转变，经历着
从长期“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向人民思想获得解放的伟大转变。历史
的巨变，实实在在地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和开放，
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
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
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另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
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
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时间的推移。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清楚地看到，十年
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是亿万人民群众汇集起来的伟大
历史洪流；也是亿万人民思维方式、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伟大变革。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层次更深的问题。这其
中，即包括性关系和性伦理的变革。
首先，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
化、现代化，绝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必将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产生
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在我国意味着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所谓实践方式的改变，
是实践目的、要素、手段、方法的根本变革，是整个实践观念的变革，而绝不仅仅
是实践的某一局部的转变。这一点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所具有的革命
性意义。在此基础上，又必然引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传统
的小生产所固有的崇拜意识、依赖意识、封闭意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等等，必将
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平等意
识等等所取代。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严
酷斗争，又必不可免地冲击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两性关系及其性伦理。社
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并
从根本上为之建立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
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还意味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变革。从50年
代起，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善”，资本主义则是绝
对的“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
实生活的需要。明乎此，越来越多的人进而反思：传统的性伦理是绝对的“善”吗？
商品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生活方式和性道德难道没有值得借鉴的内容吗？
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性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这种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群众性的
思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尝试，是不以某些思想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只
可疏不可堵。
其次，科学技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
要使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逐步实现，就不能不下大气力去破除人们头脑
中存在的旧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素质。而人的素质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
又会顺理成章地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性伦理的变化和升华。至于与两性关系有
着直接联系的科学技术，诸如性生物学、性生理学、性解剖学、性医学、性心理学
以及试管婴儿等等，对性伦理变革的影响就更大了。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1929年在。
婚姻革命。（原名《婚姻与道德》）一书中深刻指出：“目前，性道德之所以有改
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避孕法的发明；第二，妇女的解放。”＇注＇关
于前一个原因，他这样写道：“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的整个面貌，使性和婚姻区
别开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人们的结合，或是单纯为了性，如卖淫时的情形，
或是为了包括性成份的伴侣关系，如林赛法官所说的试婚，或是为了建立家庭的目
的。这些是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没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代的环境，它们把环境
搅得混乱不堪。”＇注＇人们可以不同意罗素所提出的性道德，但难以否认避孕法等
技术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性关系和设道德这个事实。
再次，在改革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必然引起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调整，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本
质要求。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们所重视。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妇女解放与民主
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1919年10月，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妇女解放
与Democracr》＇注＇一文中写道：“妇女解放与Demoe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
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x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
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解放。”“我们若想真正的aemocra－Cy在
中国的社会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和平美爱的精神，在
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
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注＇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
社会主义》一书中则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上述有关内容。这部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世
界名著，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存在一个每天不断进展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
精神的不安和动摇日甚一日，显著地表现在社会所有的阶级之间，要求着彻底的改
造。每个人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摇动。发生了许多问题，日益为广大范围的人们所
注意，而关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解决都是从各自的立场来议论。其中最重要问题之一，
而且日益显著的，便是妇女问题。一切妇女，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
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所以必须改变
现在的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以消除这种状态，这是妇女全体共通
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当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期望只欣赏在它的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品尝它所酿造出的美酒，来免过于浪漫。期
望常常是单纯的，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因之，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性伦理的
大变革，既有积极的主流，也有其消极的支流，乃至一些沉滓的泛起。这里仅举两
例。其一：据合众国际社北京1988年11月28日报道：卫生部官员今天说，对6。72万
人进行血液检查的结果发现18位居民——7名大陆中国人和11名外国人——带有艾滋
病毒，另有3名外国人已得了这种使身体失去抵抗力的致命疾病。卫生部的这一宣布
是官方首次承认艾滋病在中国居民中间的扩散比原来认为的要严重。妓女、婚前性
关系以及离婚的增加促使性病发病率的上升。人们一度认为共产党政府在1949年掌
权后已消灭了性病。卫生部的一位性病专家说，社会性病正在中国卷土重来，卫生
专家却缺乏检查这种疾病传染情况所必要的法律手段。性病的年增加率为300％，尤
其是在对外国人开放的沿海城市。其二，据《光明日报》报道。1990年8月初，世界
卫生组织举办了“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国际会议。30余国的代表聚首研讨防治艾滋
病蔓延的对策。艾滋病正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不能高枕无忧。目前，我国已成立
了艾滋病委员会，并制订了3年规划。当前重要的是加强关于艾滋病的科学宣传。只
有当全社会对艾滋病有了广泛的正确认识时，各种防治措施才能效地贯彻。
《中国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