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七)-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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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时曾编过一个杂志叫《玄背》，在天津《庸报》上。是一个非

常感伤，感伤极了的东西，现在恐怕已找不到了。
陆：为什么叫“玄背”，什么意思？
盲：随便在字典里翻到这两个字，没有什么意思。
陆：曹禺同志手头还保存有什么资料没有？
曹：“四人帮”批斗我，骂《雷雨》，骂《日出》，我把这些东西都撕

了，烧了，真可惜了，要是现在送给你们，总有点用处，该有多好！
陆：“四人帮”简直是毁灭文化。
曹：我将来在历史上到底占个什么地位，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像郭老、

巴金、田汉、茅盾等等同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田汉的《关汉卿》、
《谢瑶环》看得很远，很深。

关于《王昭君》，将来肯定有一场大辩论。我这次是下了狠心要写她，
我自己是估计到会有一场辩论的，可以聊备一格吧，但这是我自己的意愿，
周恩来同志曾经关怀过这件事，但这不是长官意志，因为他并没有规定我该
怎么怎么写。《王昭君》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写的。

　（陆文壁整理）
（载《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11月版）


曹禺谈中国历史剧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剧作家曹禺认为：“社
会主义时代也需要历史剧。历史剧借古喻今，为今天提供知识、经验和教训。
历史剧在中国戏剧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曹禺新作历史剧、表现二千年前西汉一段民族团结佳话的《王昭君》，
今晚在北京首次公演。“我希望它能勉励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国家
的进步而努力”，曹禺在今晚《王昭君》首场公演时对记者说。

曹禺指出：“中国的历史剧可以反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公元前
三世纪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戏剧的萌芽，据历史记载，楚国的优孟演了一
位前代的贤明宰相孙叔敖的角色，使楚王感动得流了泪。到公元十三世纪元
朝，中国古代戏剧发展达到最兴盛时期。名家辈出，杰作甚多。

中国古代历史剧有一些宣扬封建思想，也有“借古喻今”表现人民愿望
的。演前朝历史戏，寓褒贬，加强当时的传统道德观念。但还有许多戏政治
性很强，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政策的态度和主张，有强烈的时代感。如元代戏
剧家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个戏，代表作《感天动地窦娥冤》通过一个遭
受欺凌被错判死刑的青年女子的怨愤　（这种怨愤甚至使苍天震动，在六月暑
天降下大雪）深刻揭露元朝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的残暴专制，强烈
抗议封建社会的黑暗。《窦娥冤》在一百年前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

现代中国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剧。除戏曲中的丰富历史剧题材外，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欧阳予情、田汉等都留下了著名的历史剧。

诗人郭沫若，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主要是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
话剧。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揭露
历史上的黑暗时刻，唤起现代人民的反抗。解放后，他以曹操平定战乱，统
一北方，广罗人才，使国家初步得到安定、进步为背景，写出了《蔡文姬》。

曹禺认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剧题材是非常广的。
这方面大可深入探索。”他强调：“写历史剧，要正确反映历史事实，忠于
历史唯物主义。”

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把《王昭君》拍成电影。

六十年代初，曹禺创作的多幕历史剧《胆剑篇》，通过公元前五世纪越
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励精图治，重建一个强大国家的故事。展现了奋斗的
精神，对当时正处在特大自然灾害困难期，并遭受着霸权主义压力的中国人
民，是一种激励。

今年已七十岁的曹禺表示他在晚年要用他的历史知识多写出几个戏。他
的计划包括几部历史剧。

（原载《新华社新闻稿》1979年8月1日）


访曹禺

夜晚。在北京的灯市口，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灯火辉煌，一出戏正在演
出；台下肃静，台上一个演员正在全神贯注地念着台词：

（独白）这半天，

我忍不下心在发抖。

寂寞、白发的孙美人。

还在我的心头。

可眼前，忽然管弦笙歌，金碧辉煌，

一霎时，人间天上。

歌台舞榭，复道回廊。

一路上，站满了文臣武将，九州的侯王。。

可六官都羡慕我，一天便见到了

一位单于，一位皇上！

管它是什么！

我淡淡装，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


这是话剧《王昭君》的第二幕。王昭君仪态万千，顾盼神飞，正在庄肃
沉静的一朝文武的目光下，出场朝见皇帝。整个戏光彩照人，它所塑造的艺
术形象，是一个有才干，有抱负，有胆识的，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汉
代姑娘。剧情紧凑，语言生动，舞台上洋溢着诗情画意，观众屏息静气地看
着它的演出。

这时，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正在台下细心地注视着每一个演员的台词；
同时，他还留意着观众的情绪，从他们的脸上和偶然的相互对话里，找寻群
众对这出戏的反应。这就是《王昭君》的编剧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长、我
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同志。他从一九六○年起就酝酿写这个剧本，并且在当
时已开始动笔，为此曾两次去内蒙，一次去新疆。但由于林彪、“四人帮”
一伙的干扰，鼓噪什么“大写十三年”，把历史剧的创作一律划入“禁区”，
使这个戏的写作搁了下来，到去年才把它写成。这是曹禹在欢庆粉碎“四人
帮”之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解脱思想上的束缚，奋发有为，为迎接建国
三十周年而写成的一部献礼作品。

像母亲关怀孩子一样，曹禺十分关心着《王昭君》的演出效果。他不顾
自己年迈，又有心脏病，经常在晚上到剧场前台和后台倾听观众对这出戏的
意见。他在十五六岁从中学读书时代开始，就养成这个习惯：每演一次戏，
就要听听观众的意见。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觉得观众的意见，是对
自己创作成果的最好评价。

我从上海到北京访问曹禺，在第一次交谈时就听到他这样的意见。他说：
“剧本与小说不一样，除了供给阅读之外，他还要供给演出，而演出是它的


生命。因此，观众意见特别重要。我从前看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总觉得他
用的台词都是白话体，不大像古人说话；后来，我写《胆剑篇》，人物对话
用了些文言，演出后，观众说听不懂；我才明白历史剧人物对话还是用白话
好。仔细想想。文言也不见得全能代替古代人当时的讲话。所以，这次写《王
昭君》，台词就一律改用白话体了。”

他住在北京东郊两间像上海工房那样的房子里，一间是卧室和书房，一
间是会客室，看来每间还不到十二个平方。曹禺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
了这个新的历史剧《王昭君》。

跳出历代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创作王昭君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窠臼，
把一个凄凄惨惨，含着无限哀怨，哭别祖国的少女，还原归真，改写成为一
个神采清明、勇敢坚强的姑娘，作者本人显然也需要巨大的气魄。周总理在
十七年以前，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曾说：“曹禺同志
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这些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曹禺认
为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但历史剧究竟不是历史，它
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总是通过作家的头脑写成的，因此它总是需要体现作
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元代关汉卿写《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通过写三国
时代的关云长，写出了关汉卿自己的抱负。同样，关汉卿写《包待制智斩鲁
斋郎》，也是通过歌颂包拯，寄托了自己的悲愤的。郭沫若更是如此，许多
人都说他写屈原，写的正是他自己。曹禺虽然没有说《王昭君》里的王昭君
有他自己影子，但他承认《王昭君》作为历史剧，是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
精神的。

他对国外有些人把历史剧《王昭君》称作“填词文学”，表示愤慨。他
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他写《王昭君》，确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但
这里所说的“任务”，并不是指行政上的命令。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上一向尊
重作家的自由劳动，从来不给人规定写什么题材，当时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
吻，给曹禺提供一些线索，提些建议，写不写完全由曹禺自己决定。据曹禺
回忆，在当时，他按照领导上号召，也曾考虑写对资本家改造的题材，曾到
上海看了许多资料，开了许多座谈会，但这些材料并没有激起他的创作欲望，
结果没有动笔，后来他又考虑写商业方面的先进人物，也花了一些年月，最
后还是觉得不了解这方面情况，人物在他的思想上站不起来，也就没有写。
对王昭君，他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包括阅读史料和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
生活，他都是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从没有感情，到逐步有感情。这才酝酿
写出一个历史剧来。

“我们要写熟悉的生活，这话并没有错。”他说：“但有些不熟悉的生
活，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熟悉它，了解它。当熟悉了之后，写出来的
作品，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结合政治任务写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文艺界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成绩是主要的。但
按理说来，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成绩应该远比解放前为大，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搞法西斯统治，
使我们十年一片空白；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也由于有“左”的和右
的干扰，特别是十七年中的后九年，“左”的干扰占了主要地位，致使文艺
园地禁区遍布，有的作家歉收。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些缺点
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开缺口，搞篡党夺权。联系曹禺本人情况，
他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中，写了《雷雨》、《日出》、《原野》、《蜕变》、


《北京人》、《家》等剧本，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正如周总理提到《雷
雨》时所说的，是“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
得住，将来也站得住”。它们在艺术上都有巨大成就。由于这些剧本的发表，
中国话剧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解放后，他只写了《明朗的天》和《胆
剑篇》，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又写成《王昭君》，这是什么原因呢？
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所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
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
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看来正是“左”的干扰使我们的作家顾虑
重重吧。事实上，以后“四人帮”逼得他搁笔十多年。

曹禹谦虚地把主观原因首先归结为自己这三十年来“没有很好抓紧时
间，浪费了许多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