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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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可以看出，这种干预其实又不是专门针对她的性活动的，而针对她由于性活动而来的一些“副产品”的，比如可能太“傲慢”了。而这便涉及到了工作关系中尚需要维持的另一种“交换”，即通过与同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关系来换回和平的相处。
婚后第一年，追我的人很多，那个大款几乎每天下午都把车开到办公室楼下等我。而处长则每天都和我通多次电话，还常来办公室找我。肯定大家都猜测我有情人，还有人常同我开玩笑：“小蒂，楼下那么高级的车接你呀？”“小蒂，那个特有魅力的男声又来电话找你了。”
一个同事和我说，有一个人见过我后要追我，她告诉他：你就别想了，多的是男人追她呢。
只有一次算是领导干预吧，那是我们的女总编，她说，那个大款我了解，他很花的，你要小心些。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什么，现在看来，这告诫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鼓励。
有一段时间我情场十分得意，“八年”、舞蹈演员、“四十万”（均是Ｆ０６的男友――作者注）前后几乎同时交往，每天许多电话打到办公室。情场得意了，待人接物上便也十分狂，年轻嘛。我当时在单位显得很张扬，太狂，同事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矛盾已经积累很长时间了。终于有一天和领导吵起来了，吵的很凶，翻脸了，我一气之下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去了。半年后在那边做的不好，又回来了。
吵架时，领导说我工作不认真，这肯定是指我的私生活。因为当时太多的电话找我了，而我领导和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
另外，那是一个女领导，又处于更年期，便更难处了。有人说过，如果女领导在更年期，她手下的女孩子们就要倒霉了。
在工作单位没有特意回避过。许多人打电话、找我也没有什么，时尚记者就是认识人多，别人也一样。也有例外，有一次发现了一个情人除我之外还另有外遇，我很痛苦，决定最后谈一次。一开始约他到我的办公室楼下的酒吧，后来觉得不妥，怕同事看到我当时受伤的表情，又另改地方了。这是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痛苦，受伤害的样子，如果是两个人在那里快乐地谈天，则无所谓。
Ｆ０６说，她曾经主动和一个同事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后悔了，因为结果证实还是不讲的好：“和我们一个楼却不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崇拜我，觉得我哪里都好。我同她说过我的情人。但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可能是因为我各方面都太强了吧。”
Ｆ０６后来就学乖了，再也没有同别人说过：
我为什么要和同事说呢？为了炫耀？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觉得工作上要炫耀就炫耀你的工作能力。
自己说和别人猜测完全不一样。别人猜测没有证据，基本上干涉不了你。而自己说，别人会觉得太可笑了，领导知道了也肯定影响我的工作。比如我是一个特别懒散的人，如果我说了，以后再迟到早退或不去上班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她又和情人上床了。（Ｆ０６）
由Ｆ０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多性伙伴行为者能够很好地处理私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不将自己私人生活的情绪带入工作中（自负、迟到，等等），单位对他的私人性活动便不会加以影响。也就远不足以构成促使他改变行为的交换机制。甚至是F06经历的这些来自单位的控制；其影响力之小也远远不足以使她放弃多性伙伴生活。
我们这里将一位多性伙伴行为者对大学校园内社会控制的表述也收入此处，因为大学校园在过去也同“单位”具有相同的功效。这位受访者，在大学里也没有感到压力，这不能不使我们想，那偶尔被曝光并会引起轰动的“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之类的事件，只是极为有限的偏例。
没什么可以限制或影响我，这是我的自由。
读北大时，去做人流的时候我也是以未婚身份去的。
在北大的时期，被人管的唯一方面只在于去考试，修够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毕业了，平时不会见到班主任。何况我们班主任是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班长、党支书什么主要的学生干部都是我的好友，她们很了解我，经常和我交流，我总是鼓励她们也去体验性爱。别人就算知道我和任何人做爱又有什么关系呢？不会有人报告学校的，大家这点素质还没有，能上北大吗？所以我差不多是完全自由的，想去哪里过夜都可以，有时父母打电话来我不在，同宿舍的人也会替我掩饰。
至于毕业后一个人在北京，就更没有人管了。
即使真有负面评价我也不理会，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想。（Ｆ０４）
与上述大多数受访者不同，个别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或者他们的性伙伴，仍表现出工作场所对其有很强的影响力。仔细分析那些 “害怕”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旧的再分配机制下生活的人，或者深受再分配机制影响的人。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4）
学术界对于中国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论述中，很多对我们的分析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与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的单位制可以形成呼应。
“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到市场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进而也改变了权力和特权之源。”（维克多·尼，1996） “从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转型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我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会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削弱政治资本的价值。”（维克多·尼，1996）“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维克多·尼，1996）
转型带来的是政治权力的衰退，而与政治权力衰退同时而来的，必然是自由的倾向。
“在过渡中，政治市场的自由化常常与经济市场的自由化是同等重要的。”（白威廉，麦谊生，２００２：５５５）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当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转向市场方面时，权力就更多地通过交易性交换而不是行政性命令来传递。因此，权力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扩散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过渡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在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的重要性的下降。” （维克多·尼，１９９４） “市场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普通公民的监督制裁能力，因而国家控制随着向市场的转移而减弱。这一结论与市场转型论的‘再分配权力重要性减弱’假设相一致。” （倪志伟，马蕊佳，２００２：596）所有上述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单位曾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最重要位置，它是再分配机构，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全部生活资源、声誉地位等等，几乎无不从单位获取。但是，随着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单位的作用开始分解。越是市场化的领域，单位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力也越低，或者换言之，违背控制时所可能得到的“惩罚”对个人影响越小，个人越有可能置单位的控制于不顾。
在市场分配机制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外企、私企，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极弱；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在市场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比较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当其采取多性伙伴的生活方式时，更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曝光，更不容易受到惩罚。
本研究中的个案调查，证实了这些假设。
Ｆ０１提到； “除了那个警察外，我和别的性伙伴没有刻意去回避什么。”
警察，便属于我们所说的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而且公检法这种机构本身就是用来进行社会控制的，像军队一样，对其内部成员的控制更强一些。
“那个警察男友很注意我们在一起的保密性。我们或者去宾馆做爱；或者在他的警车里做爱。在警车里做爱之后；他都十分小心地将每一根头发找出来；不留下一点痕迹。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要求做爱时戴安全套的男人；每一次都戴。他谨小慎微。”Ｆ０１这样说。
我追问她：“他的同事是否有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对他构成影响了吗？”
Ｆ０１回答：“我想他的同事不会知道的，他有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和他的朋友们接触也很少，不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的话，他是不会介绍给我认识的。我知道他的朋友和他的工作没有什么联系。他的同事我一个也不认识的，但我肯定他绝不会让他的同事知道的，他是那么谨慎小心，他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发展他的事业，他不能允许一点儿可能会影响他事业的事情发生。”
我和Ｆ１３下面的一段对话，
方：你的这些伙伴里，他们有人特别害怕别人知道吗？
Ｆ１３：有。一个在国企做外贸，进出口的人。
方：领导？
Ｆ１３：部门经理。一个挺大的部门的经理。一个国有的做进出口的大型的集团公司。还有一个男人是中日合资的大型企业的北方大区域经理。
方：为什么？怎么表现的？
Ｆ１３：接电话会很小心。在我家的时候接电话，他会讲，我现在在外面谈事。那会儿他会要求我不出声。
由Ｍ０７的前后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再分配机制下个人的私生活是如何受到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在转入市场机制后又是如何一点点转变的。Ｍ０７曾经是一名军人，而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是一名企业家。
我同一个女孩子交往了一年多，但对她还是没有感觉，自身也有性的欲求，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一年多连手都没有拉过，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美好单纯的想法，想把第一次留到新婚之夜，另外，也是考虑到责任问题，受部队纪律的约束，不敢轻易走的太近。
在军校和部队机关，看到很多因为两性关系而栽倒的人。当时的概念是，有了性关系就一定要结婚的。比如军校有几个学生，读了大学后就想甩掉原来的女友，让学校知道了，都立即开除、复员。
机关里有一个军校毕业生，来自小城镇，毕业后进了北京，就想同前女友分手了。但那个女孩子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找到部队来。他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党委找他谈话，要他结婚，他还是不承认，就立即被做复员处理了。当时也不像现在，还会做个亲子鉴定什么的，人家说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部队的要求就是这样严格，婚前性关系本身就是不允许的。
第1节 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5）
如果和一个女孩子明确了恋爱关系，是要向部队领导汇报的。
我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会给对方单位的人事部门发一个制式的函，就是有标准格式的政审信，讲，我单位＊＊＊与你单位＊＊＊确立了恋爱关系，请协助审查你单位这位职工的海外关系问题，家族是否有反革命，个人历史是否清白，有无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