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集]上午咖啡下午茶-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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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有没有“茶楼”、“茶馆”之类记不清,但“大碗茶”三个字是不会错的。据说这里不仅能够喝茶——那茶当然不再是淡黄淡黄的,搁久了因而降了温的,而且也决不止是“二分钱一碗”——而且还可以品尝一下北京的茶食;而且还可以欣赏北京著名的曲艺表演:而且还可以瞻仰到一些文化名人;而且恰逢特大节日,还可以有幸同平日只在电视上出现的大人物握握手……经济规律诚然难懂,我毕竟看见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大变了样。但是,对于需要刮目相看的“大碗茶”招牌,我仍不免多少有点怀疑:难道这真是我当年在马路旁边灰海里打过交道的大碗茶的后身吗?几次路过前门,总想走进去看看,有没有我当年熟悉的面孔(其实不看可知,肯定是没有了),可惜每次都行色匆匆,失之交臂,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倒是听人说,“大碗茶”越来越雅了。
想当年,大碗茶二分钱一碗,真正起到了消暑解渴的作用,真正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从而给一些有心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天的“大碗茶”,质量大大提高了,身份也大大抬高了——如果有谁再在马路上走得口干舌燥,要他贸然走进去,端起一碗凉茶喝了就走,试问他敢吗?即使主人有雅量,含笑过来招呼这位需要大于兴致的顾客。恐怕后者也未必会有时间和心情,来消受前者为他提供的超乎需要的服务吧。当然,没有意思请求“大碗茶”屈尊恢复寒酸的本色;只是想说,在向雍容华贵迈进的同时,仍能保持一点点亲民便民的风貌,也不枉用了那个动听的招牌。否则,像鲁迅在另一种情况下所说,“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何况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雪中送炭”在道义上永远要高于“锦上添花”呢。
然而,最近又听说,“大碗茶”果然越来越雅,雅到觉得这块招牌的尘土味太浓,以致不得不改换一下,便改成了“老舍茶馆”。老舍先生是人人怀念的,用他的名讳做招牌,致力于建立一种茶馆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此我想到,中国地道的茶馆除了让顾客品品茶,听听书,享享清福外,偶尔还有一种排忧解难的社会功能,是洋式酒吧、咖啡厅以及有古装仕女迎送的摩登茶座所不可比拟的。例如,从前在四川,发生了什么民事纠纷,一般先不忙于到法院里去告状,倒往往是张罗进茶馆请一些社会贤达评评理,此谓之“吃讲茶”。如果某方讲输了,他会很大方地吆喝一声:“么师(即跑堂伙计),茶钱我付了!”全部的茶钱由他付了,纠纷可以说解决了一半。旧社会的茶馆(当然不是茶馆本身)也许作恶多端,老舍先生在《茶馆》里就写到过,但那种由人民群众自己评断是非曲直的遗风,在人民内部矛盾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以为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继承的。可这些都是题外话,和“大碗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见证了一两代人的辛酸,我所熟悉、所留恋、所佩服的大碗茶终于没有了。且将这个“门外汉”的门外茶谈抄出来,寄给诗人袁鹰兄,让他聊备一格,编进他鼓吹广义茶文化的《清风集》里,尽管明知像当年大碗茶一样寡淡寡淡,没有半点瓜片、龙井、铁观音的味道。
1989年10月5日 北京
时光恰好是暮春三月,地点是一家号称“白云茶馆”的茶肆。该店位于距乌来仅一公里的途中,前有茂林修竹,背临清流潺潺的南势溪,风景不恶。我们应邀来此品茗小叙,在青山绿水之间,初试新茶,其兴味并不输于古人的兰亭修禊,不同的是王羲之他们一边饮酒,一边吟诗,而我们只是纯吃茶。
白云茶馆不仅出售茶叶茶具,而且兼营客栈与茶座,以供去乌来游览之路人打尖,或饮茶小憩。我们这次茶叙设在二楼,拾级而上,只见面积颇为宽敞的楼房,除了中间置有几张围成方形的桌子外,别无其他摆设,好像一幅留白过多的画,不免有点空旷之感;幸好窗外的青山,楼下的流水,帮忙填补了一些空白,使得楼中平添不少野趣和生意。
当年兰亭的集会,据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想必热闹得紧;而这天我们只到了八仙,加上为我们表演泡茶艺术的几位茶道专家,总共才不过十来位。人数虽少,品茗却需分组进行。我与张梦机、张晓风一组,共享一壶茶,由诗人季野与品茗高手王昭文先生轮流主持泡茶。日本茶道讲究形式,品茗者谨慎戒惧,面无表情,一副参禅的样子,哪有一点饮茶的趣味。我们虽也正襟危坐,心情却是轻松的,在谈笑中欣赏泡茶者煮水、温杯、洗茶、冲泡,然后——注入杯中的各道必要手续。
我们尝到的第一泡茶,是今年尚未上市,由王先生私人享用的冻顶春茶。茶叶呈深褐色,看来毫不起眼,经过泡制后,盛在白色的小杯中,即泛成金黄色的液体。举杯一闻,一股清香冲入不设防的鼻道,竟然使人产生一种惊艳的迷惘。“惊艳”二字也许措辞有点夸张,但这种感觉的确存在,而且一直延伸到衔茶入口之后。茶味相当浓烈,虽由水泡,这时已非原水了,只感觉到衔在嘴中的乃是一件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事物。开始是清香温热,继而感到黏黏地滑润,徐徐通过喉管后,再由丹田涌出一股既暖昧而又确切存在的甜美。有人说饮茶会醉,过去我不相信,这次才真正体验到;这种醉不但是生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灵上的。
谈到茶艺,我纯是外行,平日也喝茶,但用的茶具是一只巨型玻璃杯,可供牛饮,茶艺则免淡,饮茶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求其清香而已。这次尝到专家泡制的冻顶乌龙,才领略到饮茶的另一境界,他们的手艺绝非乌龙。晓风啜过第一道春茶后,脱口赞道“曾经乌龙难为水”,我立刻和以“除却冻顶不是茶”,说得大家都笑了。
这次茶叙的主持人希望品茗者凭各人的感觉,为每一种茶起一个名字。我初尝春茶,骤然入口,仿佛伸进一条香软而温润的舌尖。这种茶,色香味都很迷人,故我称之为“美人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是一种形而下的情欲的冲动,我的初试美人舌,则是一种形而上的感觉的升华。这个名字虽不够含蓄,但用来比拟我最激赏的那壶茶,是再贴切不过了。
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茶的祖籍是在西南地区。贵州发现4000年前的茶籽化石。现在仍生存的云南勐海县黑山密林中的野生大茶树树龄约1700年,树高32米,可谓茶树之王了(茶是灌木,向无如此之高)。最早,茶是作为治病的药物,大约与“神农嗜百草”的传说有关。茶由野生发展到人工栽培,在西汉时期。从晋到南北朝,茶树的栽培才沿江而下,传到江南,而到了唐代已渐普及全国,“天下尚茶成风。”著名的茶的研究学者陆羽、卢仝便是唐代人。每诵“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句,使我想起当时是用清冽的泉水烹茶,茶叶煮熟味必苦涩,不一定合乎现在人的饮茶习惯。宋代民间茶肆林立,我去开封,曾去樊楼故址访古,怀想当初汴梁勾栏、瓦舍和茶楼的流风余韵,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一问,方知东京的陈迹,经过几度黄水泛滥,早埋藏在地下两三米处了。对茶道,我是外行,所知仅此而已,不敢炫惑欺人。
婴儿是喝奶水成长的,与茶无缘。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第一口茶的,记不清了。童年时代,我生长在镇江,大人吃茶,我也跟着吃茶。当时一点不懂得茶叶有许多学问,饮茶有许多讲究,喝的究竟是龙井还是雨花茶也不知道。记得那时每逢伏天,父亲便在家门口设缸施茶,供过路的穷苦人解暑。我想那茶叶一定好不了,绝不会是毛尖、雀舌。茶杯从不消毒,人人拿起就喝,也没听说过闹肝炎。镇江江边有家“万全楼”,最近我去察看,原址早已不存,仅有一块基石:“万全楼旅馆”。据邻人说:楼早毁于火。当时,大人去吃早茶,常带我去。讲究的人自己带茶叶,这时才听说“龙井”这名字。茶博士的胳膊能搁一摞盖碗,他手提铜壶开水,对准茶碗连冲三次,滴水不漏,称作“凤凰三点头”。其实,我那时心不在茶,而注目子眼镜肴肉、三鲜干丝和冬笋蟹黄肉包子,吃完这些还得来碗刀鱼面或鳝丝面或鸡火面,肚子填满,然后牛饮几大碗茶解渴而去。离“万全楼”不远,还有家“美丽番茶馆”,当时是所谓“上流社会”的时髦交际场所。有一次,用罢奶油鲍鱼汤、牛排,端上一杯墨黑的茶水。我的塾师冬烘先生见别人往杯里加牛奶、加糖,也如法炮制,不料竟错将盐当糖,呷了一口,不禁皱起眉头勉强咽下喉咙,再也不敢喝了。事后,塾师对我说:“番菜好吃,可最后这杯又咸又苦的洋茶,实在不敢恭维。”这种“洋盘”笑话今天听来还以为是故作惊人之笔呢。
镇江的对岸是扬州。素知扬州人泡茶馆和泡澡堂子是两手绝活,流行一句谚语:“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我年少时仅去过扬州一次,亲戚邀我上闻名的“富春花局”吃早茶。当时这爿茶馆还是一座旧式的瓦房院落,摆设了许多花卉岔景,前前后后挤满了茶客,据说六都是盐商和买卖人谈交易。“富春”的茶叶与众不同,讲究“双拼”,杭州的龙井与安徽的魁针镶成,既有龙井的清香,也具魁针的醇厚。它的点心最精致,拿手的是三丁包子(鸡丁、肉丁、笋丁)、三鲜煮干丝、干菜包、烫面蒸肉饺、萝卜丝烧饼、翡翠烧卖、千层油糕等等,包子的美味至今过半个世纪了依然为之垂涎。干丝讲究刀功,薄薄的一片豆腐干能切成二十片,再切细丝,切得细才入味。最近我又去了扬州一次,“富春”还是“富春”,可是点心的质量下降了。另外,扬州的“狮子头”,确比镇江高明,考究细切粗剁,肉嫩味鲜,团而不散,入口即化。扬州人取笑镇江的“狮子头”扔过江来能把人脑袋砸个大鼓包,言其坚硬而肉老。这是题外话了。
我在南京读中学,星期天也和同学上夫子庙吃茶,什么奇芳阁、六朝居、魁光阁都去过。我的目的不在饮,而在吃。茶馆供应的茶叶不讲究,那几家的点心也不如扬、镇,但是清真的煮干丝和牛肉面不赖。我喜欢用长条酥油烧饼蘸麻油吃。这样的烧饼不输黄桥,至今向往。泮池的秦淮画舫上也卖茶,不过那里以听歌选色为主,醉翁之意不在茶也。
后来到了上海,我一次也未去过城隍庙湖心亭的茶馆,更不敢上大马路和四马路的茶馆,那是流氓“白相人”吃“讲茶”的地方。南京路“新雅”每天下午开放二楼茶座。广东馆子不兴喝绿茶、花茶,我叫一壶水仙、菊普或铁观音,慢慢品茗。“新雅”的广东点心也很地道。一到四点钟,茶座上经常可以遇见文艺界的朋友,包括30年代的“海派”作家、小报记者和电影明星之类。相互移座共饮,谈天说地,有些马路新闻和名人身边琐事的消息,便是由茶余中产生而见诸报章的。有时谈兴未尽,会有熟人提出会餐,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