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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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令孜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当地的“黄头军”（戴黄帽，故名），该军不服，田令孜毒害其首领以事镇压，激起该军作乱，这时田令孜关闭宫门，禁止百官出入。黄头军失败后，左拾遗孟昭图上书，说从长安出发时不要百官，这次又是只有宦官和皇帝在一起，可是皇帝是九州天子，不只是宦官天子，希望皇帝罢黜宦竖信用百官。田令孜根本就不把奏疏交给僖宗，而假传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又派人在路上把他害死。孟昭图在上书以前料到必然被害，果然是那个结局。
黄巢失败，唐僖宗复回长安，田令孜以为胜利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专恣自肆，不容僖宗发号施令。说起这种情形，僖宗也流泪不止。这时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左、右神策军各27都，总数在10万人以上。
长安官多、兵众，财用不足，田令孜想增加财源，在安邑、解县的盐税上打主意。原来这两处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带管，由王向中央交一部分食盐。田令孜派义子匡祐到河中，态度傲慢，引起河中军士不满，匡祐回到长安，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田令孜于是要把河中盐利收归中央，以便用盐税补养他的军队和打击王重荣。王重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抗言田令孜专擅，又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田令孜于是自将攻打王、李联军。结局是神策军溃败长安，乃纵火焚烧坊市和宫室，田令孜带着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凤翔，又要逃往兴元，僖宗不愿再走，田令孜派兵挟持以行。在这混乱中， 邠宁节度使朱玫为控制天子，立嗣襄王李煴为皇帝，尊僖宗为太上皇，诸节度使击杀朱玫，俘虏李煴，僖宗始得复回长安。
当唐僖宗在凤翔时，诸镇节度使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随从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专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也要求诛杀田令孜。在内外文武官员压力下，唐僖宗并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为剑南监军使，但仍留在身边。后来田令孜实在混不下去了，带领拱宸奉銮军到成都，以有病请求解职，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广东儋县），但是他依托陈敬瑄并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当田令孜在兴元为众人所痛恶时，唐僖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回到长安后，杨复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受封魏国公。唐僖宗病重之时还没有指定继承人，百官认为僖宗哥哥吉王最贤明，主张册立他，杨复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寿王，竟自立了他，是为唐昭宗。朝臣敌不过宦官，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唐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唐僖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陈敬瑄，恰有义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动，抢占地盘，田令孜向陈敬瑄说王建是我的儿子，把他招来，免得骚扰。陈敬瑄答应了，当王建在路上时陈敬瑄反悔，于是双方交战。唐朝令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奋力进攻，田令孜乃到王建军中求和。王建军进成都，先杀了陈敬，然后对田令孜用刑，田以当过十军容使的高官，不愿尸首分离，被缢杀（《新唐书·田令孜传》、《旧唐书·僖宗纪》、《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在成都的后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与政事都依赖田令孜安排，故呼之为“尚父”，而田令孜也极力趋承皇帝，固宠，恃宠，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招权纳贿；从成都后期到兴元时期，田令孜把天子视为手中玩物，连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从而对他不满；僖宗从兴元回京，在朝内外官员的策动之下，终于抛弃田令孜。看来田令孜对僖宗有个加紧控制的过程，但到极点也正是他失败的起点，可见皇帝尽管是傀儡，也还有他的一定权威，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处置红极一时、权盛一世的亲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僖宗年龄小，又昏庸，12岁即位还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从小就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样的亲信太监照顾生活和处理朝事。可见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是皇帝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为此而创造条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军左军中尉、十军容使，他掌握着军队，这就是他的权力的凭藉。两唐书的作者分别在《宦官传》里讲到内臣典军对于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为监军，使其权力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唐德宗起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护军中尉、中护军皆为若辈，于是“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新唐书》），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废立生杀由之。唐代宦官权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其权力就牢固了，具体人员可以变动，而其权力则不可动摇了，不可变更了。所以小人得志尚不太可怕，最可畏的是使小人得意的条件制度化，如此他们则要长期肆虐了。
前面谈到田令孜养子匡祐、王建，他们原来也都是田姓宦官的养子。太监养假子是当时的习惯。宦官以养子培植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用他们做内侍省、神策军的首领，地方军政长官。杨复恭派养子做州刺史，称为“外宅郎君”，又用养子600人做诸道监军，造成“天下威势，举归其门”的形势（《新唐书》）。养子势大了也会与养父争权夺利，互相削弱力量，但是宦官养假子基本起着维护其权力的作用，这也是内监擅权的一个条件。
凡是皇权加强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太监弄权的局面，东汉、唐、明宦官之祸都是出现在皇权强化的时代。皇权加重了，相权就会相对削弱，这时皇帝或因不信任文武百官，需要内臣去作侦刺；或因事权过分集中而忙不过来，需要宦官予以协助。种种原因，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太监，从而受制于家奴。唐朝皇帝就是这样，害怕武人跋扈，把禁军交给宦官，作茧自缚，不能自已。
唐僖宗与田令孜主奴关系的不协调，是唐代后期君主与家臣关系状态的表征，这是唐朝中央集权加强的形势下，中后期藩镇割据危及皇权的形势下，宦官典军的条件下，不可改变地出现童昏之君，为太监愚弄，太阿倒持，主奴关系不立。
宦官掌权，多半治理乏术，暴敛无艺，小人得志，正人受害，引起政治斗争，以至爆发战争，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宦官弄权是乱政，是坏事情。太监作为一种职业，是服侍人的人，他们去干政，必然破坏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对是势所必然的，也就是说朝臣、内臣的斗争（唐代南衙北司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宦官没有经过从政的训练，不具备治理国事的素质，所具有的却是引诱人主作恶的宵小本领，因此弄权只能败坏政事，制造政治混乱。古人反对宦官干政，是从维护皇权立场出发，也是维护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级身份的观念卑视刑余之徒的宦官。我们对宦官干政也持批评态度，是从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后果的结合来考虑的，问题倒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不具备从政条件。什么职业的人做什么事，俗语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该干什么的不干他那个行当，却偏要让他干行当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让太监守其本分，司其职务，比让他监军干政或许会要好一些，即使对皇家本身也会如此。管理政事的应当由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来从事，无疑政事会办得好一些。
古代贤人常常对皇帝讲“亲君子远小人”。太监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贤明之君不当受小人之累，但是历代总有亲近小人的皇帝。太监就在皇帝身边，皇帝又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他一受太监影响，政治就要败坏了，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从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君主与宦者的关系认识到，“远小人”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还在于皇权太重，他受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影响，就会在政治的清浊中反映出来，所以君主独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彻底清算的。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九节 明清堕民的社会生活
浙江绍兴、宁波府和江苏常熟县有一种人叫“堕民”，户籍登记上叫“丐户”，但他们与《明代的丐头》一文中所讲的以讨要为生的乞丐绝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不以乞讨为职业，有其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人。
堕民是怎么来的，诸种典籍说法不一，已经不可能考证清楚，我们只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南宋初年有一部分人反对政府，或者还投降了金朝，南宋政府把他们打败后，杀戮之外，将剩下的人和叛变者的妻子儿女贬为贱民，世代不得改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登记户口，把他们定为丐户，继续作践他们。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按照规定，与平民迥然不同，诚如明人徐渭所说：“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别且辱之者也。”（《青藤书屋文集·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下面我们一一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
明益庄王墓出土仪仗像俑男性堕民的主要职业是吹鼓、演戏、抬轿子，在他们生存的地区，这些事成为他们的专门活计，士农工商中没有人去做这种事。居民遇有红白喜事，地方官和士大夫有宴会，他们就去应役，岁时节日中的一些活动，如迎春祭芒神，腊月的打傩，均由他们化妆演出，除夕他们到民家鼓吹祝贺。他们因为抬轿，被称为“轿堕贫”。宁波民谣：“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
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童谣》）就是表现堕民给新娘往婆家送嫁妆的生活。
女性堕民从事保媒、卖珠、接生等活动。她们走街串户，到妇女当中去，由于良家女子轻易不能出门，所需要的东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买的不顺心，堕民女子给她们送来所喜爱的物品，如化妆品脂粉花之类。堕民女子特别在婚姻上为人服务，为姑娘开面，做发髻，保媒，跟随或代表新郎迎亲，指导新娘完成繁琐的婚仪。
堕民还从事各种小手艺制作和做小买卖，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灯檠，捕蛙、龟，卖饧、饼，个别人打铁、制绳。
堕民基本上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干侍候人的活，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