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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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的第三项内容是吊唁和送殡规模大。丧主通知亲友，设灵堂，供生者悼念。东晋时中书令王献之死，他的哥哥黄门侍郎王徽之奔丧到来，直上灵床，弹奏弟弟生前使用的琴，表示哀悼（《晋书·王徽之传》）。散骑常侍顾荣生前爱好奏琴，死后家属将琴放在灵床上，他的朋友张翰来哭灵，边抚琴边伤感地说，我的老朋友再不能欣赏我的琴声了，说着痛哭起来（《晋书·顾荣传》）。这种就死者生前的喜好而表达的言行，是对亡者的真正追念，是正常现象。但是生者不以此为满足，希望来吊唁的人越多越好，次数越频繁越好，这就是厚葬的思想了。汉景帝时，洛阳人剧孟是个赌徒，他母亲死了，参加送葬的人所乘的车子有一千余辆，队伍庞大，引人注意。楚王相袁盎与剧孟交游，一个富人不以为然，对袁盎说剧孟是赌徒，同他交友岂不失了身份，袁盎说剧孟确实是赌徒，但他母亲出殡有那么多的人去送葬，可见其人不简单。袁盎不但继续同剧孟友好，反而和那个富人绝交了（《汉书·袁盎传》）。袁盎重视剧孟是看到他的社交能量，而根据就是他母亲的送葬者众多。这件事说明送殡的人多是丧主的一种光荣，人们当然要追求它了。北魏赵郡房子（今河北高邑）人，光禄卿赵修，因得魏世宗的宠幸，在安葬乃父赵谧时，王公以下百官都去吊唁，祭奠仪物之多，灵堂放不下，宅院容不了，充塞于临街的大门。他将尸柩送回原籍安葬，在京城制作了墓碑、墓志铭、石兽、石柱，沿路用凶吉车辆将近百乘。他这样隆重的出殡，似乎是在讲孝道，但是一路之上，与宾客嬉笑无度，甚而抢掠民女扒掉衣服取乐（《魏书·赵修传》）。吊唁出殡的隆盛还表现在路祭的发展上。这是在出殡途中，亲友设祭坛于交通要道口。在唐朝，开始是设大约底部一方丈、高数尺的祭盘，用帏帛围起来，中间放置人造花、果，表示祭奠之意。安史之乱以后，路祭大发展，祭盘帐幕高达一丈，内置灵床，雕金饰画，帐盘之外，盛列牛羊祭品。唐代宗大历（766～779）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的葬礼在长安举行，诸道节度使派人致祭，范阳节度使的祭盘最大，并演出类似后日的木偶戏，以开国勋臣尉迟敬德为形象，与突厥人战斗，又作了以鸿门宴为故事内容的演出，孝子以祭盘精好与高大，给两匹马犒劳其主事人。昭义节度使薛某死，灵柩送回原籍绛州，管内各县官及其他地方的长官在阳城南面设祭，每隔半里一个祭盘，到漳河码头二十余里，祭坛不绝，其中大祭盘要费钱千余贯，小的也要三四百贯。等到灵车过后，这些祭盘全部成了废物（《唐语林》）。人们如此热衷于吊祭，如果亲友不来，丧主就要责怪了。东晋会稽郡守王述在郡居母丧，接替他的王羲之仅吊唁一次，他以为王羲之还会来，终于再没见人，因此对王羲之非常痛恨（《晋书·王羲之传》）。
有经济条件的人厚葬，缺乏财力的人也不甘示弱。西汉初年，平原君朱健的母亲亡故，家贫没有钱发丧，打算借贷衣服用具。辟阳侯审食其本想同朱健亲近，朱健看不起他的为人予以拒绝，他就接受太中大夫陆贾的建议，赠送朱健百金，以便他购买死者的殓衣，朱健遂因这项救济而同审食其交好（《汉书·朱健传》）。朱健为要把母亲的丧事办好，不惜改变品行与妄人结交，可见厚葬治丧思想的严重。汉武帝时游侠原涉友人的母亲死亡，无钱下葬，原涉给他募捐，送去衣被棺木及饭含等物，使友人漂漂亮亮地发了丧（《汉书·原涉传》）。北宋初年检校刑部尚书、光禄卿张铸亡故，家里没有现金下葬，卖了他的衣服、舆马及园圃，得钱10万办了丧事（《宋史·张铸传》）。借贷、募捐、卖产埋葬，都是厚葬的表现。
厚葬是一种弊风陋俗，为有识之士所反感，并致力于对它的抵制。汉武帝时有叫杨王孙的人，家有千金之业，生活上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用什么用什么，是“厚自奉养”的人，但对治丧从厚持反对态度。病危之时告诉儿子，死后实行裸葬，办法是把尸体装在布囊里，到入土时，从脚下抽出布囊，使赤裸的身体与土壤结合。他的儿子既不敢违抗父命，又不愿父亲裸葬，就请乃父的朋友祁侯缯去劝说他改变主意。祁侯缯于是给杨王孙写信，说裸葬等于是戮尸，也不好在地下见先人，这个办法不可行；再说《孝经》就讲安葬要用棺椁衣衾，这是圣人的遗制，可不能违背啊！不孝与违礼是严重的问题，杨王孙却不在意，回信说明他的看法。他认为丧礼应该有，但是现在的人厚葬做得太过分了，所以“吾以裸葬，将以矫世也”。他是抱着改变厚葬的恶风劣俗而实行薄葬，是为了惊醒沉溺于厚葬的世俗庸人。他还认识到厚葬有两个害处，一是生者让财富随死者下葬，不久腐化了，这对生者死者都没有益处，只不过是俗人以安葬之奢糜来比阔气；二是厚葬引起盗墓的怪事，致使先人遗体遭到毁坏、暴露，这和不葬又有什么不同，这才是真正的不孝，若薄葬就不会发生盗墓的事了。他还进一步说明裸葬的好处，即裸葬使身体与土地有直接接触，可以“反真”：“且夫死者，终生之化，且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汉书·杨王孙传》）照我们的理解，他的意思大约是人来自自然界，死后返回自然界，而裸葬最易实现这个道理，因为厚葬有棺椁衣衾隔着身体与土壤，反而不易返真。杨王孙的坚持薄葬，有理论，而目标是对准着厚葬。比杨王孙略晚的谏大夫贡禹向汉元帝上言，强烈反对厚葬，他指出当时民间的厚葬状况：“众庶埋葬，皆虚地上而实地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是“过自上生”，即皇家带的头，汉武帝、昭帝、宣帝的营葬都是奢华过度，“大失礼，逆天心”的（《汉书·贡禹传》）。他的主张薄葬，把矛头对准皇家的厚葬，是有胆识之见。
像杨王孙、贡禹那样主张薄葬者，西汉以后代不乏人，东汉大儒马融享年八十有八，临终“遗命薄葬”（《后汉书·马融传》）。以卧冰取鱼供母食用而著名的孝子、西晋的太保王祥，对于自身丧事的安排是：断气之后，只洗手足，不必沐浴全身；只穿着平常的衣服，不要新装；朝廷所赐玉佩、玉、绶笥都不用随葬；墓穴能放下棺椁就行，不需用石砌，也不要起坟陇；祭品只用干饭、干肉各一盘，酒一杯，不得多用；家人大小都不要送丧。总之，一切要求从简。他死后，皇帝赐了很多钱帛。他的子孙遵照遗命不敢大办，除了亲旧故吏及贤明朝臣来悼念，“门无杂吊之宾”（《晋书·王祥传》），丧事办得确实简单。南朝中书侍郎王微“遗命薄葬”，出殡时不用长幡、吹鼓和挽歌，灵床两宿即行撤消（《南史·王微传》）。唐代开元名相姚崇说古来薄葬的人，“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表明他欣赏薄葬。他认为“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必搞厚葬，把家业给败坏了，因此要求子孙给他薄葬，即用素常的衣服装裹，四时衣服各一套，不要穿官服。世俗用释氏大做佛事，姚崇对子孙们说，我是不信佛的，你们如果循俗情给我请和尚念经，只能在七七期内做，布施只可用我随身衣物，不得多费钱财。他还要求子孙将来也像这样打发自己（《旧唐书·姚崇传》）。北宋宰相晏殊在世时“奉养清俭”（《宋史·晏殊传》），死后也是薄葬。据记载，他葬于阳翟（今河南禹县），那里还有张侍郎坟茔，盗墓人从张侍郎坟得到很多宝物，而在晏殊墓中只有木胎金裹带一件值钱，气得发疯，把墓主尸骨砸碎了，事实证明晏殊是薄葬论实践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薄葬的实行者，最多的是出现在民众之中。以方腊起义而名声显著的摩尼教的教徒有其独特的葬法：当入殓时身着衣冠，旁边有两个同教之人，一人问人始生的时候有帽子吗，一人回答说没有，然后摘下尸身的帽子；又逐一询问生时有衣服和他物吗，回说没有，因而一一去掉；又问来时有什么呢？说是胞衣，于是用布囊盛起来安葬（庄绰《鸡肋编》）。这是民间宗教的薄葬，反映了不少群众反对厚葬的态度。
总的看来，薄葬者在实践之外还有理论，就是反对厚葬的浪费财物，主张让尸体速朽，返回自然界。
有的人在理论上并不反对厚葬，甚或还是它的主张者，但是在行动上却不实践。他们把死者简单装殓，放在家中，或者寄存在寺庙等公共场所，不行入土安葬，等几年以至一二十年后始行掩埋，这就是停丧不葬。这是一种习俗，至迟在北宋年间已经形成。司马光在《家范》中指出，当时人相信阴阳家的风水说，要选择上好的吉壤做坟地，还要挑选黄道吉日作为下葬的时间，如此要求不免一时难于达到，因此“久而不葬”，还有的人因为“贫无以办具”，即没有钱备置安葬的各种物品，也不能使先人入土。两宋之际的庄绰也说当时人对于安葬，“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另停柩其家，亦不设涂甓，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鸡肋编》）。他们共同说明两宋时代人们停丧不葬的风俗，究其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迷信风水，希冀葬事吉利，给生人带来富贵兴旺；二是想厚葬，但目下经济力量不足，寄希望于日后发达了阔绰地打发先人。停丧不葬，两宋以后愈演愈烈，至清代而极盛。
因为宋人的那两个原因始终存在着，所以就只能延续下来了。
薄葬、停丧不葬皆由厚葬而起，而厚葬是主流，形成古人丧葬的特点。那么古人何以非要厚葬呢？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古人迷信，以为还有一个阴间，要使死人在阴间过得好，就要风风光光地发送到阴间去，因此按照阳间的社会生活模式，安排葬仪、葬物，好使死者到阴间享受在阳间的待遇，或者还要超过阳间。古人讲“事死如事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不过这样说太笼统了，具体说厚葬先人是行孝，厚葬皇帝是尽忠。前述原涉帮人募捐葬亲，他自己对丧事也大有讲究。他的父亲是南阳太守，死在任上，按照当时的习惯，属吏要给他敛钱千万以上，以便他安葬父亲及其家属置买产业，原涉在乃父死时，不要南阳郡的馈赠，得到义行的美名，过后觉得自己是得到好名声了，可是因为没有要赠遗而缺乏钱财，对先人的安葬简单些了，是不孝的表现——“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为弥补这一缺憾，于是给父坟大搞地上建筑，盖祠堂，修围墙，立墓表，上题“南阳仟”字样，竟以其父代表南阳郡（《汉书》）。
厚葬是行孝的观念一经形成，厚葬就等于是尽孝尽忠，那么不厚葬就是不孝不忠，反定理一成立，人们为了表示忠孝，更以厚葬为不可移易的准则。而且不厚葬，还会被人视为小气，舍不得给先人花钱，舍不得宴请吊唁亲友。姚崇就道出了厚葬实行者的这种心理：“咸以奢厚为忠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