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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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政府屡次禁止火葬，认为它不合礼义。具体说又有两种含义。一是说它不符合等级规制。葬仪要反映死人在世时的社会地位，政府定有棺椁之品、建树之制，如果进行火葬，一炬完事，死者的等级身份无从在身后长期表现了。二是要保持尸体完整的观念。尸、首相异，那是受了极刑，是不得好死，是死者及其亲属的耻辱。战国时燕国乐毅破齐国都城，围攻即墨，燕军挖掘城外坟墓，烧死人，即墨人在城上看见，因辱及先人，愤怒十倍，人人斗志昂扬，卒有田单火牛阵破燕军的大胜（《史记·田单传》）。
还有焚烧仇人，以为报仇的。明熹宗裕妃张氏，受阉党魏忠贤、熹宗乳母客氏的陷害，被打入冷宫，死后还被魏、客焚化，等到崇祯帝继位，昭雪张妃之冤，才被改行葬礼（《明书·熹宗后妃》）。焚烧尸体历来是对敌斗争的残酷手段，因为重视尸体的完整与安全，政府法令予以保护，禁止损坏他人尸体，唐律专设《残害死尸》条文，规定若焚烧、支解尸体，按照斗杀罪减一等处刑，斗杀罪有处死刑的，有判流刑的，毁坏死尸仅比这些刑罚减一等治罪，不用说处刑相当重。这还是对平常人的处治，若子孙毁坏缌麻服以上尊长尸体则完全依照斗杀罪处刑，就有杀身之祸（《唐律疏义》卷十八）。严刑惩治毁坏尸体的人，政府保护死尸的态度极其鲜明。毁尸不行，火化亲人自然被认为是不合人伦的，不道德的，是人子的不孝行为。政府为维持纲常伦纪也不允许火葬。如清朝政府后来觉得顺治五年的允许火葬法令不对，法律就规定不许毁坏亲尸，违者处死。同治七年（1868）翰林院侍讲学士钱宝廉针对浙江民间火葬的习俗，上书请求严禁，得到同治帝批准，在执行过程中，还出现了《禁火葬录》一书。
历朝政府在从观念上反对火化的同时，也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再节俭安葬，有的穷人连葬地都没有，如何让他实行土葬呢？为解决这个问题，北宋建设漏泽园，用国有土地作为乱葬场，允许没有祖坟的人安葬。漏泽园后世颇有发展，大都市尤多。漏泽园又成为火葬的逆反现象。
火葬产生一些社会反响，引起社会福利的发展，这是火葬先趋者们完全没有料到的。
自五代至今，火葬已有1000年的历史，时间不可谓不久，应该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了。不过它不是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在时间上又是时断时续的，所以后人并不了解这种传统。对于火葬的封建伦理的认识，更使人产生对它不良的印象，实行火葬的又多是穷苦人，也让人看不惯。
历史上少数民族有实行火葬的，据司马光说汉人火葬是学习的羌族葬法（《续通典》卷八十二引司马光《仪书》）。早期满族人实行火葬，这是前面说过的，顺治皇帝就火化了，但是他的后人以火葬为不光彩，在历史记载中故意含糊其辞，经过近人的考证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所以火葬尽管不乏实行者，但卑视的观念历来浓重，要想改变它，不花大力气是办不到的。
火葬史表明，一种风俗的流传有曲折，流行了可能中断，中断了又会兴起，这倒符合一般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火葬就是这样演变的。火葬手续简易，经济节省，有骨灰可供永久纪念，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少浪费财富。还有一点应当看到，就是火葬节约坟地。清代杭、嘉、湖是地狭人众的地方，农桑发展，但土葬占地面积大，与农田争土地，人们焚尸是为腾出地方，好种桑养蚕，发展生产。
钱宝廉说，“乡民无知，坚持蚕桑为重，营葬即有碍种桑之见”，故而有“火葬之举”（《禁火葬录》），把火葬与保留耕地的关系说得很明白。因此我们说火葬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好葬法，它应当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在遭到严重压抑的时代都能维持下来，在人们普遍认识它的好处后，会更能流行了。在火葬问题上，改变人们的认识看来是重要的事情，有的人还没有达到几百年前火葬先行者的认识水平，这种现象能不引起深思吗？能不迅速改变吗？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三节 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
齐桓公时齐国人一度爱穿紫色的衣服。因为桓公喜欢穿紫衣，众人跟着学，于是紫衣价格上涨，高达元白色的五倍多。桓公感到这是一种奢侈浪费，就问管管仲画像仲怎样才能禁止，管仲回答说：
据我所知，国君吃过的食物，臣民必须要吃它，国君欣赏的衣服，臣民也会跟着穿。现在你自己吃的是精好食品，穿的是紫色的衣裳，白狐皮的外衣，你自己这样怎么能要求臣下节俭呢？接着建议桓公不再穿紫衣，并要对群臣讲紫色有臭味，不是好东西，如此一来人们嗜紫的毛病自然消除了。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改变服装，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不过一年的时间，齐国人变得节俭了（刘向《说苑·反质》）。
楚文王熊赀（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欢戴獬冠，楚国的人学着戴，以为时髦（《淮南子》）。
帻的兴起是汉元帝带动的。帻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执事人员的一种帽子，到汉文帝时群臣贵贱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们由于职务不同用料的颜色各异，形式也有小的差别，如武官用赤帻，皂吏用青帻。汉元帝额上有一撮毛发，觉得不好看，为了人家看不见，开始用帻，把一撮毛遮盖起来。他是皇帝中第一个好用帻的，自此之后，群臣效法逐渐多起来（《后汉书·舆服下》及注引《独断》）。
头裹巾帻人像东汉中叶大将军梁冀，废立自专，权倾内外，妻孙寿受封为襄城君，服制同于长公主。这对夫妇作恶多端，而妆饰打扮异于常人，创造出新发型、新服装。《后汉书·梁冀传》说孙寿“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态。（梁）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瀽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这些装饰，据《后汉书·五行志》及李贤注的解释：
愁眉，把眉毛画得细而曲长；啼妆，在眼下流泪的地方作些化妆；堕马髻，发髻不在头顶正中，而偏于一侧；折腰步，走起路来，轻轻摇摆，像是脚不能支持身体一样；龋齿笑，战国帛画中的女性装束像有牙痛那样的笑，笑也不那么咧嘴；平上瀽车，给车装饰平顶的外罩；埤帻，帻的前脸向下；折上巾，头巾的上角折回；拥身扇，大扇；狐尾单衣，后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后汉书》）。孙寿的装束，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美，愁眉、啼妆、龋齿笑，都像犯病的表情，像啼哭过，折腰步大约走起路来像后世的小脚女人，这样装束和动作，给人造成一个娇弱可怜的女子形象，使人怜爱。大将军家的这种审美观为当时人所接受，于是“京都歙然，诸夏皆仿效”（《后汉书》），从梁家流行到洛阳和全国。及至梁冀被诛，他家的那些妆饰式样也为人所不屑了，消失了。
汉灵帝性好聚敛和挥霍，他别出心裁地玩乐，尤其是“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皇帝喜用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生活用具、饮食和乐器，又带动了臣下：“京师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这几个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服饰爱好方面上行下效，国君嗜好的，贵族首先跟着学，贵族喜爱的，他的奴仆，他的同类和官僚也爱好上了，民间也随之时兴了。
在上者兴趣转移了，在下者随着趋于新花样。汉代民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高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说明风俗的流传，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地方，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而且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愈传得广，比原样愈厉害。
在服饰爱好上的上行下效风俗的出现看似是极其自然，但仍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既然装束体现人的社会身份，上层人士的着装代表他的地位，下层人士如果有条件模仿的话，就会改变形象，似乎也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了。
同时为了和上层人士接近，仿效他们的装饰，才能入流，才可能被上流社会接纳，和上层人土混在一起。所以说在下的人向比自身层次高的人学习衣着方式，首先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还应看到这种学习还有一个审美的因素。上层人士的衣饰，往往有它的美的成分，它或者样式新颖、美观，或者质地优良，或者人着装之后显得高雅、文明、端庄、威严、漂亮，令人倾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层人士的着装美，也会引起人们的模仿。上层社会的装饰中还有一种病态美，即如孙寿那样的装扮并不真美，但是下层人士不分美丑，通同学习。这固然有着美的欣赏水平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奴隶主义驱使的。在古代，人们等级观念严重，低等级的人连在思想上也向往高等级的文明，因此对他们的装饰会不分美恶，一概接受。其实这种学习毫无道理，人们应当发展健康的美，向上的美，而不应当是病态的美，颓废的美。
上行下效，上变下也变，因此服饰习俗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异既然出自上方，在上的人的个性、爱好很能影响服饰的变异。他们如果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在装束上，让它有个性，美丽，大方，健康，那才是对世人、世事有益的举动。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四节 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
历史上的商人和工匠的服饰，历朝政府作了一些规定。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汉书·高祖纪》）规定商人不能穿带有图案花纹的细绫细葛料子制作的衣服，换句话说只能穿没有花纹的低质量的服装。汉朝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时，并没有对农民或其他平民的穿着作出规划，这时对商人的“特殊”待遇是限制他们服用华丽衣裳。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关商人的早期服制资料。
着犊鼻裤男子晋朝法令：“士卒百工不得着假髻。”（《太平御览》卷七一五）西晋妇女喜欢戴假发，男子的情况我们不清楚。这条规定是针对士卒与百工的，士卒身份低于农民，这里把百工与士卒同样看待，而法令里没有提及读书人、农民，显然不能戴假发的只是工匠和士卒，士人和农民绝不会受这个限制，表明百工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平民。
隋朝关于人们的袍服，着重从料子的颜色上加以区别，政府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穿紫色的袍子，六品以下官兼用赤色的、绿色的，没有品级的胥吏着青色的，庶人用白色的，屠户、商人用黑色的，士卒用黄色的（《旧唐书·舆服志》）。品官、胥吏、农民、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