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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

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34部分

小说: 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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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好坏决定对他的态度,穿戴华丽贵重者尊崇之,穿戴平常者鄙视之,而不管其人的品德如何,事业如何。以衣饰取人,作为等级制的服色制度的产物是要不得的,今人不应当再有意无意地使用它了。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五节 为人贱视的更始衣冠

    绿林军及其所拥护的刘玄,经过洛阳到长安,取代王莽新朝,建立更始政权,任职的官员多半来自社会下层民众,是普通农民、厨师、商人。这些人原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名望,让人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足以当大任,就连更始的军帅将军李淑都说:当今位至公卿和重要官职的尚书,都是打戴帻劳动者仗出身的士卒等平凡的人,他们的资质当个亭长,捕捉小盗还可以,但不是掌握纲常的辅弼材料,因而要求重视百官的任用,改聘英才。百姓也对更始官员的状况表示失望,形成俚语:“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讽刺更始官员的出身卑下。    
    人们对更始官员的这种观点,还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卑微出身造成的,同他们不注意衣着仪表也有很大关系。    
    更始的将领从平民上升为将军,然而还是根据原来的习惯穿着。他们戴帻,穿诸于,绣,襜褕,锦裤,绣面衣(《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传》)。帻,前文业已提到,这里略作申述,据应劭的《汉官仪》讲,是“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蔡邕的《独断》说是“古者卑微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它是不做官的百姓和虽在公府而不配戴冠的胥役所戴的,换句话说,戴帻的人不是官,是庶人和同于庶人的人。诸于,是袖子宽大的上衣,像妇女穿的褂子,所以记载说更始将官“服妇人衣”。绣,亦写作“绣”,是背心,穿时套在褂子上。锦裤,锦色套裤。襜褕,短衣,不是朝服,汉武帝时外戚汉代女直裙武安侯田恬穿襜入宫,被认为不敬,取消他的侯爵封邑(《史记·武安侯传》)。更始将领的这种衣帽,是平民百姓的服装,不是贵胄官僚的品服。    
    我们知道,比较定型的官服是在东汉年间形成的,但在周秦服制已经建立,周朝已有九章服,汉承秦制,自身也订立了一些衣冠制度。官服与民服绝对不同,这一点不待到东汉已经很清楚,绿林军打了天下,建立了政权,却没有像西汉官员穿起官服,更没有自己的服饰制度。而这个制度,如我们在《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篇所说,是为“别贵贱”,“辨等威”,是崇爵显官的,更始官员没有相应的服饰,如何显出尊贵和权威呢?在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的情况下这尤其成了问题。当长安的官吏和士人代表出关迎接更始队伍时,见将领们穿女式平民服装,大失所望。一些人看不起这种装束的将领,心里笑话他们,还有人从而认为更始政权成不了气候,不会长久,给它做事,将来会倒霉,因而逃到别处,不与更始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刘秀到洛阳,按照西汉规矩办事,人们看着心气顺,有人感动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有的人进而倾心刘秀集团(《后汉书》)。这是人们因为官员着装而对政权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相应的对待态度,更始官员的平民装束建立不起权威,失掉一些人的拥护,成为更始政权迅速失败的一个因素。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权草创或初建时继承前朝的服制,稳定后就根据本朝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和补充,他们对于皇帝、贵族、百官以及这些人的妻子的服饰制度规定得不厌其详。因而我们在二十四史的《舆服志》或《礼志》、《仪卫志》看到大量的资料。他们如此用心,就是给这些人树立相应的权威,以使他们行施职权。    
    冕只能皇帝用,进贤冠由文官专用,法冠是司法和监察官员用的,武冠由名称可知是给武将用的,方山冠是乐人戴的,却敌冠是皇家卫士戴的。人们看到他用的什么冠,就知道他的官职,他在执行公务时,就知道如何对待他。可见冠服有利于官员执行公务。一个政权服色制度制订得好,对于它的稳固显然是有价值的。封建时代百官服制很繁琐,形式的东西太多,那是专制制度和迷信思想造成的,不可取,但不必因此而不研究它,而摒弃它可以启发后人的因素。    
    一个政权制定它的公务人员的服装制度,公务人员穿着整洁的严肃的制服,会使民众尊重他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权威,使其执行公务来得顺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行施其政权职能。不懂得服饰制度的重要,是政治上的浅薄,也就是不知道从多方面来认识政治,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更始政权在服制上的失败教训应当说是深刻的,足资后人借鉴。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六节 晋唐间流行的发式和衣帽

    西晋武帝立国之时,人们脚穿的屐,男子是方头型,女子是圆头型,用这样的型制既区别男女用屐,也区别男女身份,因为圆表示顺的意思,女子穿圆头屐,意味着顺从男子。时隔不久,妇女的屐也流行起方头的来了,于是男女无差别(《晋书·五行志上》)。到刘宋时,权倾内外的、被民间视为“真天子”的越骑校尉戴法兴制作圆头屐,“世人莫不效之”,从而改变了方头型的传统流行式样。    
    女式翘圆头鞋麻鞋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妇女束发,弄得松松的,使髻不能直立,头发遮盖额头,直到眼睛为止(《晋书·五行志上》)。几十年后女子发型发生了大的变化。太元(376~396)中,公主和贵妇们的盛饰发型是缓鬓倾髻,时行戴假发,这假发装在笼子上,用的时候戴上,称为“假髻”,又叫“假头”。贫家妇女做不起,说起来就叫作“无头”,需要用时向人家借,唤作“借头”(《晋书》)。刘宋时女子发型又一次变异。彭城王刘义康府中的妇女梳头,将头发分成三分,结成髻,向上联在一起,称作“飞天”,并流传到民间女性中(《宋书·五行志》)。    
    《北齐校书图卷》中人物服饰北齐武成帝、后主时期,宫中妇女剃发,带假髻,其形状像只飞鸟,以为美观,地方上妇女学习,使它不胫而走(《北齐书·武成纪、后主纪》)。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妇女作圆鬟椎髻,两鬓不再妆饰,也不擦脂抹粉,只是用乌膏涂嘴唇,令人看了是一副悲啼的面孔,这倒有点像东汉孙寿的追求病态美。白居易对这种打扮,在《世妆乐府》中有所描述:“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是成悲啼。”(《全唐诗》卷四二七)白居易赞成人类的自然美,反对违反人类本性的化妆。    
    唐僖宗时,宫人把头发束得紧紧的,待到黄巢起义进长安,僖宗逃到四川,宫人这种发型被当地的妇女接受,不过人们称这种型状是“囚髻”。而在长安的女子变了发式,即把头发分梳到两鬓,包住面孔,当时人管它叫“抛家髻”(《新唐书·五行志》)。    
    唐《捣练图》中女子服饰发式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织造毛裙,引起众人追求羽毛服的热潮。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织了两条裙子,一条献给母亲韦后,一条自用。她的裙子呈百鸟的形状,正面看一种颜色,侧面看又是一种,日光下看、灯光下看各不一样。她用百兽毛制马鞍的面子,可以看出各种兽形,韦后则改用百鸟的毛制造鞍面。安乐公主出嫁时,益州官员送给她单丝碧罗笼裙,用金缕织成花鸟。自从安乐公主有了百鸟毛裙,百官之家,有钱人家都来效法,长江、岭南奇禽异兽羽毛都被采购一空。这种奢华风气的严重,使唐玄宗即位后,“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从而煞住了采捕鸟兽羽毛编造织物的风俗(《旧唐书·五行志》)。    
    隋唐女子发式东晋初建时,男子的上装短,短到衣带系在腋下,穿的裤腿上下一般大,不收口,戴的帽子在脖子处系带。《晋书》的作者认为这种上小下大的冠服流行式,反映下逼上的形势,是王敦反叛的征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它不过表明东晋初年人们的审美观罢了。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9~501年在位)以游乐为务,“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南齐书·东昏侯纪》)。助他玩乐的人又制造了四种帽子,并根据形状起了名字,分别叫“山鹊归林”、“兔子度坑”、“反缚黄离喽”、“凤凰度三桥”(《南齐书·五行志》)。    
    唐初,太尉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制成浑脱毡帽,许多人仿造,他曾被拟封为赵国公,因此当时人把这种帽子叫做“赵公浑脱”(《新唐书·五行志》)。    
    唐昭宗时,十六王宅的主人们争奇斗丽,各有自己的巾帻式样,长安人羡慕不已,跟着穿戴,当去制作的时候说:    
    “为我作某王头。”(《新唐书》)“王头”怎么做?这话不过是说按某王巾帻的式样给我仿制,这一省语,反映十六宅诸王巾帻式样流行的广泛。    
    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讲东晋初年的服饰变化之快及其原因:“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高半额也。”(《外篇》卷二十六)他说人们“以同为快”,道出了中国古人“求同”的一种审美倾向。当某人首先穿戴某种衣服、帽子、鞋子,首先梳某种发型和作某种化妆时,在他是创新,是不想同于别人,不安于现成的,这是求异。但某种式样出现,众人纷纷学习,特别是宫中的、贵族的新装饰,人们模仿得非常迅速。达到目的了,也就满足了。模仿,希望和别人一样,是求同心理的表现;认为别人的衣饰形式好,加以学习,是一种求同的审美观。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人在服饰上求同的力量大于求异的力量,认同的审美观大于求异的审美观。衣饰求同,使自己的装束同于他人,既不会有怪式样遭到别人指责,也不会因为衣着古板遭人讥讪,跟别人相同了,心里也就安生了。    
    衣饰的求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是长期的大一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使人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都要统一,不许有差异,反映到服饰上就是追求一致;第二,民众的认同是受社会上层的影响。社会上层地位高,受人尊崇,他们的爱好被认为是高尚的,下层人士多向之学习,所谓求同,就是社会下层求着与上层相同,在服饰问题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到先秦两汉人们着装时指出上行下效的现象,本篇所列举的事实也反映这种趋向,这就是求同。    
    中国人的认同的哲学思想和求同的审美观,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思想和审美观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对服饰美起什么作用,是应当研究的课题。对此哲学界已开始注意了,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都来开展讨论,我们就可以提高认识了。    
    


第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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