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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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奏”的逻辑，任何一种正当的服务工作，只要让女人来做，就都可能成为嫖娼卖淫的前奏，就都应该禁止。因为从端盘女到女护士到空姐，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在付出服务，获取报酬，甚至可以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陪客人”。如果她们愿意，都可以把自己的职业变成卖淫的前奏或者掩护。所以，笔者想，彻底的“防患于未然”，恐怕是只有“回归传统”，继续规定女人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2。B镇的特色前文分析了人类性行为的7个层次和性服务的6种分类。如果最简单地划分一下，那么以性交合与性交为核心内容的嫖娼卖淫，也可以叫做“直接性服务”；而所列举的其他类型，则统统可以叫做“周边性服务”。
B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直接性服务过于发达，反而抑制了周边性服务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周边性服务的专业化说的是：无论是按摩女还是三陪女，理应首先是真的会按摩、会陪舞、会陪酒，而且这理应是她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然后再谈是不是肯卖淫的问题。
可是在B镇， 据几位常客说，这样的小姐实在是太少了。甚至经过培训的、在专门的按摩院里工作的按摩女，其本职技艺之低劣，常常令客人哭笑不得。还有一些专门在歌舞厅等客的陪歌陪舞小姐，不会唱歌也就罢了，可是根本就不会举手投足，更不用说跳舞。一位男客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陪歌陪舞，全是教歌教舞；而且她们一唱一跳，你自己只好逃之夭夭。
这是因为，当地嫖娼卖淫的兴旺，已经从另一个方面给人们造成了错觉和误解。
几乎所有的小姐都以为，所有的客人都是来嫖的，所谓按摩和三陪全都是伪装。因此她们只要肯于出租自己的生殖器，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就可以别的什么都不会。
同样，客人也被这种错觉与误解所制约，觉得自己一来，简直就非嫖不可。双方互相作用，把这种误解搞得越来越强烈。如果男客仅仅要求享受专业的按摩与陪伴，几乎所有的人反而会觉得很奇怪。例如，阿li小姐就曾经向笔者咨询过：
有一位常客，从来只“点”她去跳舞。她说过好几次，她肯跟他出台，可他就是没反应。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周边性服务，还有一个职业化的问题，就是这种工作真的可以使从业人员认同它，依靠和维系它，而且接受它所带来的社会身份。例如，在同一个学校里，不论是教师还是后勤干部，都把自己的职业作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两种职业和从业者混淆起来。这就是说，教书和勤杂这两种工作已经被很好地职业化了。
可是在B镇， 情况恰恰相反。提供直接性服务的暗娼与仅仅提供周边性服务的小姐，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职业上的区别与界限。
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和称呼上。本来仅仅指三陪的“小姐”
一词， 与专门指暗娼的“鸡婆”一词，在B镇已经变成了同义词，只不过小姐是褒义词，鸡婆是贬义词。
此外，在华北的许多地方，客人们都知道，“坐台小姐”和“出台小姐”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与身份；前者仅仅是三陪小姐，而后者则是暗娼 。可是在B镇，“坐台”和“出台”被客人和社会舆论仅仅当作动词来使用，不再是名词和职业的区别。
例如笔者在访谈中，先是无意地，后是故意地多次使用“坐台小姐”和“出台小姐”这两个词汇，结果笔者所访谈的3位男性、1位女性、1位妈咪和2位小姐，都觉得很陌生，而且经笔者解释以后，他们仍然觉得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所有的小姐都出台”（男性的话），“不出台的是服务员，不是咱们所说的小姐”
（妈咪的话） 。换句话说，B镇的人们仅仅能够把一般的女服务员（也叫做小姐）与“性产业”中的“小姐”区别开来。可是对于卖淫的小姐与不卖淫的小姐，人们就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具当然， 这并不是说B镇没有不卖淫的、仅仅提供周边性服务的小姐；而是说由于当地的嫖娼卖淫过度发达，所以她们不仅缺乏专业化和职业比，更缺乏追求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理由与动力。结果，她们在当地也就似乎并不存在了。
第三节 观察与核实：
“性产业”的规模有多大？
一、定时定点监测统计方法1。为什么要使用它？
笔者一直信奉：与其去空口说白话地去评论一种事物或者现象，还不如首先弄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对于中国的“性产业”，更是如此。
人们对于中国“性产业”的规模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是道听途说，还有一些是走马观花。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份像样的统计资料。当然，笔者也不可能拿出这样的统计数据来， 因为这里有3大障碍，在今后的很长时期里，恐怕谁也无法克服。
首先， 笔者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划分出性服务的6种类型，可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个人的身份，笔者却拿不出可操作的定义、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因此，笔者首先就无法确定，究竟谁是暗娼，谁是三陪小姐。这样，还怎么统计具体的人数呢？
也是因此，笔者在整个这本书里，坚持使用“小姐”和“客人”这样的名词，来指称笔者所观察和访谈到的、参与“性产业”的男男女女。只有在笔者拥有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才把当事人叫做暗娼或者嫖客。
其次，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参与“性产业”的人肯定很难调查。就像任何一个受到歧视和排斥的亚文化群体一样，他们拒绝接受调查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由于他们不可能信任主流文化中的任何一位成员，更不可能为了主流文化所提倡的任何崇高目标而做出些“爱的奉献”。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主流文化已把他们打入了相互隔绝的另一个世界。
最后，社会学的统计数据，一般都要求具有很高的代表性。这就是说，你所公布的数字，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出所有同类人员的情况，而不是管中窥豹或者一叶障目。可是，即使研究者真的有办法，能够调查嫖娼卖淫人员和参与“性产业”
的人员，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同类人员都囊括进来，更不可能科学地代表出来。说白了， 如果我们连他们究竟分布在哪里都弄不清，我们纵有三头六臂或者灵丹妙药。
又怎么可能把他们都找到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所谓探索，其实就是在似乎不可为的领域中，开拓出可为的空间来。因此，笔者采用“定时定点监测统计”的方法，来了解一下，在一些典型的“性产业”场所里，到底有多少小姐，多少客人。这总比瞎估计要好一些。
这种办法，其实并不新鲜。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使用监测的方法来进行统计，也就是所谓“眼见为实”。所有的仪器设备，都不过是“眼见”的延伸。
这种方法也是向警察朋友学习的结果。警察经常采用“蹲坑”的方法来破案，就是长时间地守候在某一地方，监测和记录一切情况，最终从中发现线索。笔者只不过并不是在破案而已。
这种方法也是笔者目前惟一可操作的。因为笔者不可能从任何官方机构获得这样的统计数字；笔者也无法跟很多老板成为莫逆之交，以便进行统计；笔者更没有条件进行“参与观察”，然后做出统计。
2。在B镇是如何使用这方法的？
具体的做法是，笔者首先需要选择一个进行监测的地方。它既要适于长时间的监测，也要比较隐蔽，尽量不被监测对象发现，还要能够尽可能多和尽可能清楚地观察到对象。
当然，这样的地方并不多。笔者挑来挑去，终于在×ye大道南路的发廊集中区里，找到了两个合适的地方。
（1）第一监测点一个是临街的两座5层楼房之间的夹道里。 由于×ye大道其实只不过是一条可以对开汽车的较窄的街道， 所以笔者从这个夹道里，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街对面6间发廊的所有情况。下面所列出的“监测记录之一”，就是笔者在这个夹道里进行监测的结果。
这里也比较隐蔽，因为在夹道口，每天都总是停着一辆三轮车。一位姓梁的湖南来的中年农民和他的老婆，用这车卖小吃，无外乎是些海带串、豆腐干串等等。
笔者每次监测都坐在他们的车后面，边吃边看，可以坐上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街对面的人很难看到笔者，即使看到，也会以为是一般的吃客。
笔者当然和老梁夫妇搞得不错。开始时，笔者每次付钱都故意多付一点，老梁也故意多给一点。后来就成了笔者一来就交20元钱，最后再算账。只不过笔者的肚子可遭殃了。最多的一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笔者陆续吃了9次东西。
笔者没有说明自己的工作性质，因为笔者估计，对老梁和他的老婆来说，笔者的一切解释只能是越描越黑。笔者使用了在以往的观察中都很成功的理由：闲着没事，来看西洋景。
笔者也访谈了他俩。只可惜一来他们很忙，笔者也忙；二来他俩讲普通话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所提供的直接资料并不多。但是他们却掩护了笔者一次。
监测的第3天晚上，笔者终于被街对面某个发廊的看门壮汉发现了。
他可能是专业人员出身，因为他并不直接过马路来找笔者，而是先从别处过马路。再从楼房的后面绕过来，从夹道的后面进来，从背后一下子就揪住了笔者的脖领子。他先说方言，又说普通话：你在这里干什么？笔者当然装傻说：没干什么，在吃东西。他不再问，只是上下打量笔者，似乎在寻找破绽，而且并不放手。
这时，老梁主动用湖南话说了些什么。那壮汉就松开手，也跟老梁用湖南话说了些什么；又看了笔者几次，然后直接过马路回发廊去了。
后来老梁告诉我， 那壮汉也是湖南人，是对面发廊的保镖。老梁来B镇以后认识了他，但是没有什么交情。当然，老梁其实已经看见壮汉绕过来，也估计到是来找笔者的，所以出面打圆场，说笔者经常来他这里吃东西，没问题。
老梁说，那壮汉怀疑笔者是在监视他们发廊里的哪个小姐，或者哪个客人，怕是想打劫。可是过来一看，也许是因为笔者已经老得不像劫匪了，所以也就相信了老梁的话。
（2）第二监测点为了更多更好地观察和监测，笔者还在×ye大道的另一侧找到一个监测点。这是一个通到×ye大道的丁字路口， 可以观察到对面的另外5间发廊。 下面列出的“监测记录之二”就是笔者在这个地方进行监测的结果。
这个地方有一个立在街边的很大的广告牌，与旁边的楼房只有半米之隔。笔者站在它的后面，不仅街对面的人很难看到笔者，而且丁字路口的来往路人一般也不会注意到。此外，这个丁字路口经常长时间地停着一辆货运汽车，也是很好的掩护。
最主要的是，笔者站在这里，就与那位壮汉所在的发廊处于街的同一侧，又相隔60米的样子，所以那壮汉不会再次发现笔者。
除了监测发廊以外，笔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