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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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地把枪口对准他扣动了枪机,结果使之命赴黄泉,给他那套警服留下了洗不净的耻辱。一位精神有些失常了的陪舞小姐,经常到镇政府门前喊某某干部和她跳“温柔”,“现在不理她了”,“太没良心”等等,其社会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小小的集镇虽然有近两万人,但多数的农业和其他职业者家庭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其中还包括来年的生产费用,他们是去不起舞厅的。真正构成“舞厅消费者阶层”的实际上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但小镇舞厅是兴隆的,可见他们出入舞厅之频繁。
在镇外即将收获的田野上,我们问一个青年农民是否去过舞厅,他回答没去过。
他用手指着眼前自己家的一片玉米地说:“我们全家全指着它吃饭呢!”停了一会儿又说:“再说去那里的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没好的!”朴实的农村小伙子的话让我们的心震动了,还有什么比老百姓把某些官员们看成“另一路人”更可怕呢?
公款!公款!还是公款!!!
小镇舞厅业买卖兴隆。那么小镇舞厅消费额到底有多大?是哪里来的钱在支撑着舞厅业的兴隆?
关于舞厅的营业额,老板们是不会说实话的,税务部门也难以说清。我们向小姐了解情况,并根据个别场次收入加以推算。大体说来,每个舞厅一天的营业额在1000-2000元之间。如果按每个舞厅一天的营业额为1300元计算,每年的经营时间为10个月,那么一个舞厅一年的营业额平均为39万元。近60家舞厅(按55家计算)全年的营业额要超过2000万元,而实际的消费额要远比营业额数字大,因为还须把小姐的小费等收入计算在内。据了解,不少小姐加上小费的月收入要在1000元以上(其中工资部分为600元)。这样看来,小镇舞厅的消费额几乎等于全镇1万个农村劳动力一年中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
固然,来这里消费的有大款,但小镇的大款数量毕竟有限。来这里的还有个体工商业户业主,他们的数量虽较大,全镇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共有1500多户,但多属小本经营,是受不起经常泡舞厅的。来这里的还有散乱杂人等,但他们只能是费力攒足了钱,在好奇心驱使下偶尔到这里开开荤。能够慷慨大方,毫不心疼地大把花钱的只能是公款消费。从全国来看也是如此。据有关社会调查资料,不少地方的文化娱乐业中公款消费的比例高达70%-80%。我们在小镇的调查不试图去精确地统计公款消费的精确比例,而是重点剖析一下公款消费的资金来源,这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社会信息。
情况之一:每到晚上,如果你同熟悉情况的人走在街上,他可以凭借舞厅门口停靠的汽车告诉你:这家舞厅被某某单位包了,那家舞厅被某某单位包了,或者他会告诉你这家舞厅是哪个单位的“关系单位”……各单位去舞厅大多属“集体行动”,一般都要有一定的来头,如陪同外来客人、本单位有了喜事等等。接待客人或上边来的人过去主要是喝酒,现在进舞厅正在成为一种常规的接待方式。有的上边来的人在这里住一周、十天、半个月,则差不多天天要进舞厅,这样就要天天有一群人陪同。到舞厅一般须一次性付清款项,如是“关系单位”可签字记账待积累一定数额后一起结算。所需费用或者是从本单位的账上找到某笔可报销的项目,或者账外资金,或者是签字后由下属企业或行政村来结账。镇外的一些单位开着汽车到小镇跳舞的,绝大多数是属个人找乐,公家掏腰包。
情况之二:近年来不少地方的产值巨增,财政却空前紧张,所属的事业单位都因拨款不足而难以为继。于是,收费、罚没款等等同各单位收益挂钩。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收费、罚没款越多,本单位的油水越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各单位收费、罚款、摊派的积极性。这正是近些年农民各种摊派屡禁不绝、从事正常的工商活动收费不堪重负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形成了你“黑”我、我“黑”他,而只顾自肥的局面,整个社会系统能否良性运行则无人考虑。而镇内舞厅的存在和兴隆是不少部门利益之所在,舞厅办的越多,可收的费就越多。收下来的钱真正纳入国库的很少,大部分为各个单位自我消化了。其中用在社区功能组织正常运转上的费用,不少就用来泡舞厅了。面对着许多单位都来收费,一个舞厅的老板要真正想获得高利,必须寻求“黑白两道”保护,通过“白道”的靠山可以挡过一部分过重的收费,通过“黑道”可以防止地痞流氓的滋扰。
情况之三:不少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其中一些还是近年来靠银行贷款等外拉资金建起来的,或者是把兴办社会事业的经费用来办乡镇企业上了。
在建厂过程中回扣、送礼等费用已经损耗很大。工厂建起来后不但所欠贷款长年不还,不向镇里上缴一分钱积累,而且政府每年还拿出大量资金作为企业银行担保资金,结果造成镇财政困难,甚至常常数月开不出工资。但“穷庙”却有富和尚。、不少乡镇企业负责人都要花钱买小汽车,经常出入舞厅。泡妞的钱自然也不是个人的。
能够用公款消费的自然都是干部阶层。他们借助的是职权、“职能”。我们看到,这种公款泡舞厅之风一直蔓延到村干部。一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泡舞厅泡上了瘾,所花的钱都在会计那里报销。开始村长很有意见,并串连几位支委做出决议,凡进舞厅的费用一律不给报销。但过不久,这位村长也被拉进了舞厅,从此他也跳出了瘾。于是,那项决议自动取消了。
浪花复归平静的思考本文的开篇我们说,舞厅业的兴起在小镇激起冲天浪。但一块石头激起的浪花再高也会平静下来。抵制“舞厅”的平民百姓们啊,你们既不拥有权力的支撑点,又不掌握市场力的杠杆,而且你们反对的理由太“传统”、“短浅”。你不是撕心裂肺地抗争吗?但喊累了没有回声就不会再喊了。你不是想离婚吗?但离婚对个人来说成本更高,因此去法院的人数也会回归为一个常数。一切将成为既定的事实,或许将成为小镇的一种既定生活方式而平静下来,并作为歌舞升平的景象而显示着小镇的繁荣,人们也不会再有谈论的兴趣了。
然而,我们同小镇父老乡亲的感情太深了,我们关注着、期盼着小镇的发展。
因此小镇发生的舞厅奇迹引发着我们不平静的思考。
小镇的人们是纯朴、善良的,他们用自己勤劳的手在追求着幸福。站在历史长河里看他们,他们的名字叫“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一切伟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他们在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一些美好品质,本来也是可以成为构筑未来社会的精神原料的。然而从现实的观点看,他们的创造活动尚需凭借外在于他们的“权力”和“市场力”这两种力量。在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前者仍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而后者是正在发育中的“巨人”。这两种力量可以成为他们创造历史的杠杆,也可以演化为某种异己的力量而受到危害。
透视我们对小镇舞厅热的描述,可以发现许多颇具社会学涵义的题目。这些我们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处于内陆地区的农村小镇舞厅所反映出的问题,同全国许多中心地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的政府部门不是在严厉打击色情服务之类的丑恶现象和取缔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吗?但这类场所有许多光顾者恰恰是自己的成员。当我们的一些纪检部门在费力地试图管住一些干部吃喝的“嘴”的时候,他们的兴趣早已从口福的满足上升到“找乐”上去了。没有公款的支持就没有这些行业的兴隆,以至于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廉政指标:什么时候此类场所不景气了,什么时候就被证明公款消费被禁得差不多了。不但如此,一些权力行为者有时还是这类场所的幕后支持者。那些想获得暴利的业主总需要找权势做靠山、当后台。
我们发现在这些场所里“黑白两道”是沆瀣一气的,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和有权者还直接经营此类行业。所以,在现实中,腐败的权力行为和腐败的市场行为是相互结盟的。腐败的权力支持着腐败的市场行为,腐败的市场行为又助长着权力的腐败。
二者的关系就是“权钱交易”、“利益结盟”。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没有章法的“市场力”也会导致腐败,滋生假丑恶。但问题的核心是权力腐败。你要想真正解决社会丑恶现象,约束市场行为,那么就必须真正约束权力行为。
小镇舞厅业暴露出的问题以及更大范围“遍地开花”的色情娱乐业所暴露的问题,还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人在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已从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立场上堕落到最粗鄙的、目光短浅的唯“物”主义立场。他们不去认真管理不健康的娱乐场所,还是因为他们看重了此类“产业”的“无烟工业”的经济效益, 有的甚至想把它发展成超过烟草行业的利税大户。 此类行业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热衷于“政绩效益”的人来说确实有挡不住的诱惑。但是,我们且不说此类产业如何靠吸国家财富的血以自肥的,我们只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能靠不光彩的“产业”支撑吗?要知道,“增长”是分“良性增长”
和“恶性增长”两种性质的,我们不要饮鸠止渴式的增长方式。
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持续发展和人民多种生活需要的满足,都要靠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能力来完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从来都不是讲的外在于人的单纯物的增长,而是同时讲人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发展。所以,衡量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尺度同人的发展尺度是一致的,“发展人类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124页。)。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产业应既能带来经济效益,也应带来社会效益。作为闲暇娱乐产业应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成长,真正体现为对人情、人性的关怀。从是否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的标准看,最低标准也应当是利大于弊,或是利弊相抵。“纵欲”具有“市场”价值,但却在腐蚀我们社会的主体。从人性发展的尺度看,小镇舞厅三方行为人之间没有赢家。消费者的精神受到消蚀,小姐在赚钱中失去了自尊自爱,剩下的舞厅老板也不是胜利者。小镇舞厅大多是夫妻店,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是暴利行业。但他们怎样害人,他们也便怎样害己。经验证明,暴利者是很少把资金用于正当的产业开发上的,常常是在无度的挥霍中把自己变成一个丧失灵魂的人。一个社会如果“生产”出的是一些为物欲所吞没的人,具有享乐主义人生观的人,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这一点,美国思想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纵欲无度”是导致美国衰败的根源(参见'美'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74-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这样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不是更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