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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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总体来看，嫖娼者的人数多于卖淫者。因此，笔者只有在引用官方的说法时，才使用卖淫嫖娼这样的字眼。
　　五、社区考察的内容笔者在本书所讲述的社区考察中，除了一般的调查与观察方法之外，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1）定时定点的监测（“蹲坑”）（2）挨门挨户的粗浅访查（“问价”）（3）直接住在某场所里进行的摸底调查（“入住考察”）（4）从经营角度访谈老板（“取经”）（5）以“闲人”的身份访谈小姐（聊天）（6）模仿嫖友访谈嫖客（“同行交流”）公开身份、宣讲调查目的等等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在长期的类似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中，不仅是必须的、也是最有效的。但是在社区考察的短短时间里，如果使用这样的方法，就很容易引起“亚文化群体”的怀疑、拒绝甚至对抗。笔者在金矿区考察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运用上述种种考察方法，既是不得已的选择，效果往往也更好一些。
　　在社区考察的过程中，笔者主要从事了4方面的工作：
　　1。收集官方资料笔者从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收集了该镇和各个管理区（相当于内地的村）的基本统计资料，尤其是与非法“性产业”密切相关的那些统计资料。
　　但是，笔者在对照与核实中发现，不仅有些重要的数据缺失了，而且其中相当多的统计资料是相互矛盾的。一些最基层的统计人员坦然相告：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某些统计，一些记录下来或者上报的统计数字，完全是“拍脑袋”估计出来的。
　　因此，对于那些存疑的统计资料，笔者将在下文里逐个加以分析，有些还可以进行推算检验。
　　此外，笔者还访谈了一些官方人员。
　　2。定时定点的监测统计笔者运用现场观察的方法，对非法“性产业”的多种场所，进行了定点的时段观察记录以及时点观察记录，然后加以统计处理，以便推算嫖娼卖淫活动的实际规模，发现其活动特点，确认其活动规律。笔者观察的重点是暗娼的情况和她们可见的活动。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目前所见的有关研究成果中，相当多的研究者（包括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仅仅是根据被调查者的主诉来记录、分析和议论的。例如，一个地方的卖淫场所究竟有多少个，是询问当地人而获知的；一个卖淫场所一般有多少陪娼和嫖客，也是询问当地有关人员才知道的；经营规模有多大、特点和规律是什么等等，还是询问有关人员才知道的。
　　这样，研究者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询问者和如实记录者，说得不好听一些，研究者就把自己降低为初级新闻记者了，甚至可能降低为奇闻轶事搜集者。这是因为，哪怕研究者询问的是嫖娼卖淫者本人，哪怕对方实实在在肯于说出一切实情，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去现场调查和统计过此地的所有嫖娼卖淫活动。他们所说的“整体情况”，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估计而已。虽然他们的估计可能比局外人的估计更准确一些，但是如果研究者并没有对他们的主诉进行过核实与检验，那么研究者据此所做出的一切分析，其实还是不比初级记者高明多少。
　　例如，在×hu度假村的歌舞厅里，笔者也问过那里的酒吧服务员：这里每天大约有多少个“三陪”小姐。他回答说：平时200个，周末300个。笔者又问他：您亲自数过吗？他赶快说：没有，从来没有。实际上，笔者在那里现场清点的结果是，当晚只有76个小姐先后进来。那个服务员显然并不想故意欺骗笔者，但是他所提供的数字，却是真实情况的3－4倍。
　　笔者所进行的定点的、时段的和时点的观察记录，就是为了核实与检验在访谈中所了解到的、当地嫖娼卖淫活动的共性的东西。核实与检验的结果，将在下文里逐个说明。
　　3。个案访谈笔者对许多嫖娼卖淫的当事人和直接相关人员，进行了非量化的个案访谈，对其中的重点人物，还进行了追踪访谈、客观观察和搜集旁证。
　　个案访谈的研究重点在于：
　　（1）　追溯当事人的经历，以便从就业者的角度上，了解当地“性产业”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2）　了解当事人目前的处境与个人体验，以便从就业者的角度上，了解“性产业”究竟是靠什么才得以维持、维系和扩大的；（3）　了解当事人的经营活动、组织管理活动和各种自我保护机制，以便发掘“性产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一点，可能是这次社区考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显然，这样的个案访谈与目前所发表的大多数个案研究有所不同。笔者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当事人的个人历史或者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人原因，也从来不想仅仅靠这些个案来推断嫖娼卖淫活动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笔者只是试图通过这些当事人，这些直接就业者和亲身体验者，从内部来了解和分析整个“性产业”的状况。这样一个研究角度，是这次社区考察中的个案访谈的灵魂与最重要价值所在。
　　4。访谈调查笔者对当地居民（包括流动人口）中的各个不同阶层分别进行了访谈调查。访谈的主要内容是：
　　（1）了解整个社区的综合情况；（2）从局外人的角度上，了解当地“性产业”的发展史和现状；（3）　了解当地一般公众，尤其是妇女，对于“性产业”的认识，评价和可能做出的选择；（4）了解“性产业”与整个社区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与相互作用。
　　5。社区内的分层笔者的基本假设是：在一个社区里，所有的居民（包括流动人口）都可以根据他们与“性产业”的关系，划分成5个阶层：
　　（1）“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2）客观上从“性产业”的存在中获得好处的人；（3）与“性产业”毫无瓜葛的一般公众；（4）自己或多或少受到“性产业”损害的非直接从业者；（5）　作为集体和制度的各种官方人员（当他们作为个体存在时，则可以归入前4个阶层）。
　　不同的阶层在看待和评价“性产业”的时候，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参照系。
　　6。考察侧重点首先，考察不同阶层对“性产业”的不同态度，分析他们各自的态度对“性产业”发挥了何种作用。
　　其次，分析不同阶层的不同态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矛盾甚至冲突，以便深入理解整个社区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构成以及运行的。
　　第三，针对同一个问题或者同一个现象，对照比较和互相检验不同阶层的不同说法，以便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的真实。
　　尤其是，　在5个阶层中，第一个（“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所描述的“性产业”的情况，与第五个（集体的官方人员）所描述的，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极其重视对于一般公众的访谈调查。　这是因为，在5个阶层中，一般公众这样一个群体处于中间的位置之上。访谈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可以用来核实与检验那些从社区管理机构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同时也就对嫖娼卖淫者的主诉中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测谎。
　　从事后的系统分析结果来看，上述对于研究对象和考察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研究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全面的、更加真实的资料，证明这些设计是成功的。
　　第一章　“后发外向型”：珠江三角洲的B镇1997年1月10日到24日，笔者对广东省××市××镇的4个管理区里的地下“性产业”进行了社区考察。这次考察承蒙中国康复中心王征美副主任医师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出于种种必要，已经向当地的官方人员和有关人士做出了承诺，不提及当地的任何具体地名。因此在下文里，一律称作A市，B镇，C、D、E、F管理区，或者仅仅称作本市（该市）、本镇（该镇）、本管理区（该管理区）。
　　第一节　　社区的基本情况一、历史B镇虽然坐落在珠江三角洲之内，　但是它并不沿海，也不沿珠江，反而是处于靠近内地的边缘上，可以算作三角洲里的边远地区。它距离深圳还有70公里之遥，距离A市最著名的那个沿海镇和任何一处海岸线也有60公里。　同时，它也并不靠近任何一个大城市，距离广州有100公里之遥，距离A市市区也有50公里。它同时也处于A市地域的边缘上，　跨过一条大河，对面就是相对欠发达的山区和半山区，距离那边的大城市也有30公里。
　　B镇的总面积是56平方公里，　境内的丘陵坡地与平原埔田大约各占一半，历史上一直是农耕为主。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　在历史上，B镇就一直是珠江三角洲里的穷乡僻壤。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当时的地方官才动员附近的“九房十八约”乡亲，出资建立了“墟场”，开始作为附近3个县的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的海禁就被洋人打破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到沿海和沿江地区，　于是B镇很快就衰落了。因此，该镇没有任何文字的镇史。直到1980年前后，人们从旧祠堂的残垣断壁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1721年集资建墟的历史，该镇的人们才得以知道自己的祖先还有过这一小段昔日的辉煌。
　　但是正所谓“歪打正着”　：因为穷，逃往海外的人也就多，结果现在的B镇反而拥有一万多旅居香港和海外的同乡。这成为B镇后来发展的最大优势。
　　二、人口与风情到1994年年底，　该镇全镇的常住人口（长期户口）有7454户，总计28574人。
　　其中：男性为14003人，女性为14571人。
　　从常住户口来看，　该镇的农业人口是6092户，24504人；非农业人口（城镇户口）则是1362户，4070人。
　　在流动人口方面，　办理了暂住手续的流动人口为18267人；未办理手续的临时流动人口则估计有1。5万人左右；所以该镇总共拥有大约3。3万流动人口，比常任人口还多15％左右。
　　到笔者进行社区考察的1997年1月，　官方还无法提供1996年年底的正式人口统计数字，只能提供一组估计数：
　　全镇的常住总人口已经增加到超过3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增长更多一些，已经超过5000人。而且，全镇的女性人口也增长较多，主要是因为许多妇女嫁到这里来，既有附近地区的，也有原来的外省流动人口。
　　到1996年年底，该镇的流动人口估计是5万左右。
　　但是官方人员坦然承认，流动人口的数字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前些年，主要是因为没有认真地去全面统计，　所以1994年的3。3万流动人口，很可能是过低了，实际上也是5万人左右。　从1995年开始，上级格外重视对于流动人口的登记，因此该镇也下了大力气来抓办理暂住证的工作。
　　但是这样一来，由于办理暂住证每人要缴纳182。50元的登记费，所以不仅许多临时流动的人千方百计地逃避登记，而且就连许多工厂的管理者，也拼命隐瞒自己所雇佣的流动人口的数量，以便少缴纳一些登记费。结果，到1996年年底，按照暂住证的登记数字，流动人口反而比1994年更少了。不过，官方人员认为，这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1996年各方面的生意都不景气，许多流动人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