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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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
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
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
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
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
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
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
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
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
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
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
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
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
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
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
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
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
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
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
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
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
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
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
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
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
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
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
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
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
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
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
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
——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
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
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
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
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
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
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
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
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
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
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
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
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
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
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
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
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
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
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
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
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
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
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
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
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
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
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
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
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
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
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
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
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
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则通过电视注视着他9 天凯旋式的访问。访问结束
时新罗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乡克拉克夫，他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对我都是非常珍
贵的”，感动得许多人在街上号陶大哭。当时已经腐朽的国家政治体制同教会的道
德威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部对克格勃参与1981年谋杀教皇的企图的说法不一致。几乎有一半同戈尔季
耶夫斯基谈过话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会干这类谋杀活动，即使是借保加利亚
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则怀疑从事特别行动的总局八处与此事有牵连，也有一些人对
谋杀未遂表示遗憾。
1983年约安·帕维尔回到故乡，当他号召对波兰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人起来保护
教堂时，共产党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点。1984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
部宗教事务处绑架和杀死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甫——叶日·波佩留什科的父亲，大
约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瓦文萨在他的墓旁高呼。“团结工会永存，因为你为它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鲁泽尔斯基为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命令公开审判凶手，
这引起了第一总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总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进行一
系列积极行动，破坏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的威信。
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
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
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
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
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
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
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
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
·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
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
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
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
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
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米尔克和沃尔夫
两人结仇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关于如何巩固米尔克和沃尔夫的影响以对付
昂纳克、如何保证他们二人最后不分道扬键的问题在总部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辩
论在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举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如此，1985年总部还
是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再给苏德关系带来紧张因素。
在东欧各国中，总部最担心的莫过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腐
败的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齐奥塞斯库已同华沙条约组织貌合
神离。1983年第一总局十一处（负责东欧事务）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罗马尼亚情
况的资料预言。该国在近几年内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目前它已踏在破产的门坎上。
那份资料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失去苏联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
怀抱。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之前，就已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戈尔
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最后两年内（他先是副职，后任驻伦敦机构的第一把手），总
部曾几次询问他西方各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制度最终在
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华约组织成员国迅速，而且还伴随着巨
大的流血事件。
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衰落之前，总部大概已经容忍了它们的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