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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5部分

小说: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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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从定海出发,十一月抵达日本五岛,与王直会晤。蒋洲等向他表示胡宗宪的慰劳之意,并说胡宗宪是你的同乡,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愿意宽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许通市谋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养子毛海峰护送招降队伍归国,试探虚实;而把蒋洲留下,作为人质。胡宗宪为了考察毛海峰的归顺诚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万一两败俱伤,将进退失据,借口此事必须其父王直亲自决定,前往日本,把情况报告王直。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以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继续对他恩宠有加。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议论纷纷,扬言胡宗宪接受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赵文华得罪罢官,胡宗宪失去内援,态度立即变化。他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当年的建议,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实现,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第四章 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他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不绝于世,《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他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 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 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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