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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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访谈录（4）
记者：
您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有何看法？
布坎南：
正如你们所知，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敢妄加评论。我认为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记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区别。换句话说，我认为记住整体框架结构与具体政策的不同区别非常重要。我似乎觉得政府应该把重心放在框架结构上。毫无疑问，任何存在的框架结构都可以改进。框架结构的水平能决策规则的内容，但并不是规定某一特定生产应如何如何进行，哪些应该打磨，哪些应该留下。而是一个总则，这就是区别。如果能够切实执行，这种总则比起具体的直接干预来要有效得多。建立这样一个总则，并在其范围内运作，这就是我要指出的一般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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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一
记者：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李扬博士要我们代他向您致意，您的里程碑式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 … 1960》影响巨大，中国一些学者酝酿做类似工作，想听听您的高见？
弗里德曼：
我知道。（稍停顿）在目前，这是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中国目前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还未能够很好地控制货币体系。在过去的15～20年时间里，通货膨胀每隔五年就出现一次，然后他们就用“刹车”的各种手法；然后，通货膨胀又再起，然后又压下去。现时通货膨胀又达到了危险的警戒线。毫无疑问，中国要使得其经济大大缓慢下来，以避免通货膨胀变得不可控制。他们要学会调控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然而，中国的传统的货币实践与美国的不一样。这使得我深感了解中国特点之困难。历史总是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的货币历史有这么一个问题：在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幅度大，那时，中国采取的是纯银本位制。当然，也同时有人使用铜钱。银是正宗的货币，用于重要的金融地域，如上海。但在乡间，人们可以见到铜串的使用。30年代后，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我认为这一政策是非常有害的），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制，转而采用纸币制为主。随之而来的是高通货膨胀。而高通货膨胀与蒋介石被共产党打败是有关系的。我总是强调说，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的原因之一是与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做的事，如提高银价等有关。这些都大大削弱了中国。中国的货币历史有其极为独特的方面。我诚心祝愿这位中国经济学家写书成功。我需要说的是，中国的货币史源远流长，可追溯数千年。数年前，我写了篇文章，解释了罗斯福政府对银本位制所采取的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我也读了几本与该段历史有关的书。它们尚未完善，但毕竟有了个开头。
记者：
事实似乎是没有纯粹的货币现象？
弗里德曼：
其实美国、英国、德国都是如此。举美国为例，银行受制于政府的某些条例，如它们要保持某个限度的准备金，某些活动要受约束。世上从没有所谓“纯货币现象”的东西。或许在1848年，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的淘金浪潮中，你可以找到“纯货币现象”的东西。除此很难找到。
记者：
中国中央银行谢平博士要我们向您了解，您与德布罗的“一般均衡模式”中是不存在货币的。加入货币因素的一般均衡一直是经济学的难题，此项研究近来有何进展？
阿罗：
所有学者的模式里都包括了货币的职能，而我没有的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货币固然重要，为做生意，你非要它不可。原则上，在做生意前你就得预备货币，这就引起了对货币的需求。然而这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并不现实。没有人曾认真地对货币需求的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记者：
上海现代经济研究所所长费方域先生有个问题要请教，这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他想了解，在混合经济条件下，在二者相互克服的同时，相互助长是否更严重，能一并分析吗？
阿罗：
当今的所有经济形态都是混合型的，没有绝对清纯的一种经济形态。而后者是不可能运作的。这有几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了。首先，私营经济确有独特之处，它有强烈欲望去争取收入均衡等，同时它也会使得经济波动不已。另外，经济的增长依赖信息的增加，而信息的增加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私有财产。举例说，基础科学的进行往往就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来进行，其资金要来自捐款、政府拨款等。因为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是不可能产生利润的。也没有私营企业会接纳这样的机构。经济中存在两种方向，公营和私营。私营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律”性质的，问题主要出在公营领域。私营企业要在市场的条件下生存，它们面临“优化”的压力；尤其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企业不可以乱定高价，因为这是寡头企业的环境。当然私营部门也有不尽善尽美的地方。但是，政府部门缺乏直接的原动力去追求效率，这就导致了人们通常的批评，指其为“政府失败”。当然，在我的研究中，我强调了“市场失败”，而没有花时间在政府失败问题上。我假设的是有一个理想政府在运作。我提到了市场失败是真正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有它的存在，而在于如何去对付它。政府机构也不是完善的。“纯理论”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正如我指出的，政府机构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问题只是你要总结多少教训。私营部门面临巨大的压力去提高效率，从私营角度去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从社会角度去看却未必可以理解，这是因为出现了市场失败现象。其结果是，我们要重新检讨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发现了所谓的“宽幅成就”。有些政府垄断企业可以运转得非常有效率。法国的电子公司就是个例子。它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领先，价格亦很低。法国人还成功地实施了原子能电力计划，其经济效率也很高。而美国的电力工业是私营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当效率需要的时候，政府部门解雇职工。英国煤炭工业由国营变为私营就存在了麻烦。从两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例如，政府出台的某些环保政策，有些利益集团就可能想办法使之对自己有利可图。私营部门也遇到同样问题。因此我们要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使得它可以检讨自己的境况和低效率的情形。举美国报业为例。它是最有效率的机构之一。它们可以通过公开内情而得到自律。再谈谈联邦机构。坦白地说，他们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但还算有效率，虽然不能说非常有效率。有些部门干得不错，例如统计局，他们能提供高质量的文件，他们有改革精神，总想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总是提出新的建议。所以，说政府部门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是正确的，但也不完全正确。在美国，这种说法的正确成分就更少了。所以，在我看来是没有简单答案的。私营部门效率问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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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二（1）
记者：
中国社科院一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及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前副院长刘国光，一位是樊纲，他们恰好有同一个问题，目前就您的研究领域而言，最前沿的问题是什么？
马克维茨：
我将从我的专业角度去回答问题，我的专业是金融经济学。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有趣的新发展是投资的全球化和多样化。这都是合理的和预料之中的事情。有两个理由，第一，有许多的新兴国家提供了增长的机会，它们变得更成熟了。第二个理由是，全球的多样化投资可以使得公司在某个国家衰落时，可以在别的国家获得增长。全球性的投资组合导致全球性的多样化。就21世纪的金融经济学而言，公司将会搜集更详尽的数据资料，而有关数据资料的准确性法律将会得到执行。一俟数据被储入数据库，经济学家就有机会去加以分析。当然，我说的数据库是指电脑化了的数据库。两年半以前，我有一半的工作是在普鲁大学，有一半是在外面提供咨询，主要是为代沃证券公司提供咨询。我曾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研究小组的主任。我们进行了许多的数学和金融方面的研究。我已从普鲁大学退休了。但是我还在部分地为代沃证券公司工作。现时，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似是相当技术性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这或许会对你有用。具体来说，当人们在寻找投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去使用过去的数据去了解：假如你以这种方式去投资，你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然后你就抽选出更佳的方案做未来投资的指导。这导致一个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你将如何去预测你在将来会做得如何呢？如果你只想试一种办法，那么评估将来的最佳方式就是使用以往数据的平均值。如果你想试用多种方法，然后选出最好的方法，那么你就要从事一种我们称之为“数据掘矿”（Data Mining）的活动。按这种方式，假如你要评估将来，你就要尝试不同的投资政策，然后选出以往最有成效的那种。最有成效的也可能是纯出偶然。为防止这种可能性，你就要去做一些统计学上的修正以帮助“数据掘矿”的开展。这就是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在代沃证券公司也在从事的工作。他们在统计学上搞出了“数据掘矿修正”（Data Mining Correction）。我对此十分感兴趣。
记者：
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克维茨：
它是一种“预期回报”（Expected Return），它与统计学有关。如果你只采用某一政策，其最佳“预期回报率”是过去数据的平均值；但是如果你尝试多种政策，然后挑出过去曾经表现最佳的。要搞清“过去的最佳方案”与“将来的最佳方案”是否一致时，你就得使用“数据掘矿”的方法。简单而言就是这么回事了。
记者：
中国国务院的一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相对优势是自己的国家正进行着巨大的变迁，如集中精力就地“掘矿”，就可能做出经济学的世界性贡献。想听听您的高见？
马克维茨：
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对此提出解决的办法，则是对本领域做出贡献了。
记者：
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看法似乎是越来越近似了，您说这是由于哪些原因？
马克维茨：
我认为有二至三个侧面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它涉及到经济效率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解释道：价格应由市场来定，以便知道你应储蓄多少，你应购买多少便宜的东西，以及你应预备多少用于昂贵的东西上，等等。但是当政府要进行价格干预时，这便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政府干预另外的事情，诸如反对污染，反对欺诈，还说得过去。但是干预价格就等于把政府拉入旋涡中，其效果相当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