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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38部分

小说: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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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Wald)。

  〉〉〉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斯通(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老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俨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庭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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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     

  我到密歇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至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至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歇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歇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歇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歇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歇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做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①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②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③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④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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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

 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歇根开始使用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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