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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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熟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做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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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2）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眩晕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垄断性竞争、思想史（Doctrines　History）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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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3）　　　　　

　　接下来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做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滥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　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定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　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　Van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