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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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我刚认为期三个月的海军预备军官班受训结束，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部队担任少尉。尽管我是来自较落后的田纳西州，在师范学院及田纳西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见得高明，我再度在将近六百位全国大专毕业生的预备军官班里头，以第六或第七名的优异成绩结训。这位来自田纳西的乡下小子，的确对自己有信心了。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成功度过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巡弋珍珠

　港与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号（Admiral　Nimitz）上服役。退伍后于1946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时，我的信心又经历了一场考验。此时的考验和先前完全不同。我知道，在一般的评核项目——像学业成绩、学位及荣誉等，我都可以竞争成功。我对自己完成博士学位的能力，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所不确知的是，自己能否超越这类评核准则之外，跻身于杰出学者的行列，并提出值得同事注意的观念。

　　在这里，奈特又再度出现。如果我在芝加哥所接触的仅有像威纳与弗里德曼这样的老师，那么我可能也不过是列于缺乏著作发表的博士之林。威纳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典型学者，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好像就是摧毁学生的信心；而弗里德曼以聪明绝顶的论辩与分析主导一切，让学生只能沦为第四流的模仿者。因此，他们两位都不能鼓舞学生，让他们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发展出受人重视的观念。

　　〉〉〉经师人师

　　奈特则完全不一样。在课堂上，他好像一直在寻找观念。不管单纯或深奥，他都竭力思索基本原理，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是者的傲慢，他总是感到惊讶。对我们这些愿意诚心受教的学生，他一直都灌输以下观念：一切都需以智力获取，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其实都大有问题，有勇气能冲破知识的迷雾，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愿意否定所有的神，认为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这正是最能形容奈特心智与个性的两句话。我这里所谓的神，包括了本科的学术权威，还有那些宣称他们领域跨越至真理的其他面向者。我们这些经常被许多事物困惑的同学，无不受到奈特对神看法的鼓舞。直到很久之后，我们才终于慢慢了解，以这样的特质而论，能跻身天才之列的是奈特，而非他的同僚。

　　奈特自己就第一个承认，他并不是聪明或机智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困惑者；但是他在思考过程中深入探索的程度，连他周围的学者也未必能想像到。对奈特来说，事情绝不会像外表所显露的那么简单，同时，他也对所有极端的事物保持基本的容忍，因为他在所有原则中，都能察觉到属于真理的成分。

　　许多研究所的学生，不论是与我同期或前后期，都无法吸收或接受奈特对神所采取的态度。对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同学而言，奈特似乎是一位糊涂颠倒、制造混淆的老师，他的著作反映出思想的零乱，而他的主要特质似乎正是知识上的支离破碎。对我们这些理解他的学生来说，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深度，不管是真实或潜在的。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思想还不如他，但奈特却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理解到，假如连自己努力去找答案这种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将很容易沦为伪神的牺牲品。

　　长久以来，我个人对奈特的了解、欣赏与尊敬，因彼此间密切的私人交往而日益增进。就在选修他的课约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来到奈特那间有点零乱的办公室。原本预期只会有五分钟的对话，没想到竟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在芝加哥两年半的时间以及离开芝加哥之后，我们还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他认为我们两个相当投缘，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经验。我们都来自乡下，在贫穷的农村长大，了解农村生活的辛劳，但也喜爱生活在大地上的独立感。奈特十几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伊利诺州，来到我的故乡田纳西州接受大学预科的教育，后来他进入田纳西大学的研究所，刚好我的第一个研究所也是在这里念的。这些共同经验的联系，使我们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这是我和其他教授所无法分享的。我们之间还有其他共同兴趣，包括欣赏哈代（Thomas　Hardy）阴郁的诗作，以及分享充满机智的低级笑话所带来的乐趣。

　　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我是单方面的受惠者。奈特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劝告我不要浪费时间去选修哲学方面的正式课程，也详细地改正我博士论文的文法。他成为我漫长学术生涯中无可替代的榜样，在回顾个人的发展时，我实在难以想像，假如未曾受业于奈特，我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亦师亦友

　　让我们再回到信心这个话题，以免离题太远。休兹以及汉弥敦（Earl　J。Hamilton）这两位也都应该在此一提。休兹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论点，他也从中找出一点可取之处。至于汉弥敦，我从不是他的正式弟子，因为我在芝加哥并没有选修他的经济史。然而在1948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汉弥敦发现了我，直接表示对我的前途很关心。和奈特一样，我们分享乡村贫苦生活的共同经验之后，也建立了私人友谊，再加上我们对棒球都非常热衷，还一起赴小熊队（Cubs）及白衣队（White　Sox）的主场地观战。汉弥敦很喜欢对那些他认为是可造之材的学生提供忠告，对我而言，有两项告诫至今仍然记忆深刻，那就是他强调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回报以及精通外国语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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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2）　　　　　

　　或许，汉弥敦对我学术生涯的最重要影响，是发生在1948年起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编辑的这段时间。首先，他寄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的书籍要我做评论，强迫我奉行他有关学习外国语言的建议；其次，他对我最初提交的论文，以容忍、了解以及鼓励的态度来处理，而不是草率或是吹毛求疵地拒绝，因此不至摧毁我继续努力的信心。汉弥敦是一位严格把关的编辑，在他审稿的那段时间，我每一篇刊出的文章，无一不是经过多次精心的修正与大幅删改的程序，才算大功告成。如果没有汉弥敦担

　任编辑，我的写作形式与风格将无法达到现在这么简练的水准，而我踏出正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意愿，恐怕也早就被压制得荡然无存了。拜汉弥敦担任编辑之赐，50年代中期之前，我已经有好几篇够分量的论文发表在案—这个数字足以让我能够以平静而不是失望的态度，来接受偶尔被退稿的状况。

　　先前我提到，弗里德曼在分析上的才华，对他所指导的学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不过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的事，也许多少可以消除上述的负面效果，因为弗里德曼自己也在学问上受到挫折。一位不是那么有名的学者，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费普斯（Cecil　G。　Phipps）发现弗里德曼某篇论文中有一处逻辑上的错误，随即为文指出，弗里德曼也马上很有风度地接受。直到今天，我都还没告诉弗里德曼，这么一件单纯的事情，却对我的自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对绝对的绝对

　　先前我已经提到，奈特愿意挑战所有权威——包括知识的、道德的或科学的，从而间接地使视他为典范的人建立起自信心。但如果因而认定这种影响从哲学态度来看，是反对所有权威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Cum…Nihilism），将是极不周全的，也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奈特直接教导我的哲学原则让我受用了许多年，而且也应用到许多方面。这项原则，就是所谓的“相对绝对的绝对”　（Relatively　Absolute　Absolute　），在这项观念指导下，让哲学性的思考能摒弃绝对主义（Absolutism）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两个极端，而在两者之间找到定位。

　　接受这样的原则后，必然会一直面对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是要求遵循权威与接受权威，而另一方则容许自由地思想与质问。奈特所表现出来挑战所有权威的意愿，乃是隐含在他亦能承认传统思想、方法与制度的智慧之中。他的智慧正告诉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审慎的做法应该是假设既有的权威的确有其合法性。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要我们在日常的行为中，遵守与接受既有的或传统的权威标准，不管这些行为是个人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然而同时在另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上，我们要质疑所有这一切的标准，甚至要求改变。

　　有关我个人的研究与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的关联，或者最佳的例证是见诸于政治互动中的后立宪（Postconstitutional）与立宪（Constitutional）层次的重要区别。说得更一般化，这两者的差别在于，一是游戏规则已定，只须选择战术；一是要在几组可替代的游戏规则之中择一。如果是游戏规则确定、只选择战术的情况，参与者会视规则为相对绝对的绝对，为既存现实中部分的限制条件，不过同时间可以评估、修正与改变。我将奈特的原则扩充并应用到政治立宪——特别是类比于一般游戏规则与战术的选择，是受到我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同事芬宁（Rutledge　Vining）的鼓舞与激励，他自己也深受奈特教诲的影响。

　　在1986年，我曾写过一篇自传型的文章，名为《胜过耕田》。这个标题直接借用自奈特，他是用来形容自己对学术生涯的态度。对我来说，这个标题相当传神，同时也能表达个人对在学术界或在其他领域“就业”的比较性评估。这个标题也隐约指出，战后婴儿潮导致教育的急剧扩张，在此期间服务于学术界的我们实在幸运；过分幸运如果转化成地租，其幅度之巨，确实超过任何梦想所及的程度。

　　令我惊讶的是，对这篇一般性的自传式文章以《胜过耕田》为名是否恰当，竟然出现相当多建设性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个标题似乎不够正式，太不经意；对所描述的学术研究生涯而言，也过于轻率，因为毕竟从客观或是外表来看，学术研究似乎包含中心思想与目的或意向。受到这次意外的邀请而撰写第二篇个人自传，也让我有机会对这些批评做一些回应，同时也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发展历程增添一些新的看法。

　　〉〉〉对自传写作的反思

　　我在1949年到1987年间所著的许多专著与报告，全都客观地存在那里，可供任何人选择来阅读或诠释。然而在这些文献记录中有着惊人的一贯性，恐怕任何一位功力深厚的传记作家都没有我认识得清楚。托利森（Robert　Tollison）曾和我合力对自传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自传作者所拥有的记录，必然远超过任何传记作家所能掌握的。一个人的行为会产生客观的记录，但他同时也与主观的记录共存。作为一位自传的作者，假如他将客观的记录无中生有地牵强附会，好让自己一生的工作看来有前后一贯的目的，那就未免太没有道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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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