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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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可能因为婴儿出生高峰。
莫迪利阿尼：
婴儿出生高峰，我们确实也把这个列入考虑范围，但这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不是重要原因，因为在更大范围里，人们是为了退休防老而积攒财富。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攒由于要抚养孩子而减少。假如没有孩子，可能人们会更多地将余钱以定期存款的方式积存起来。我们也确实看到，出生率下降使银行的存款呈现上升。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储蓄情况改变，那就是通胀开始减轻。如果你衡量储蓄而不考虑通胀因素，你将发现储蓄随通胀增加而增加，为什么？因为通胀使利息率升高，使人们以为自己比以往更富有了，于是更多地储蓄；他们好像有了一大笔资本。但结果是那个利息率是不真实的。因为人们所赚的等于他们的资本的收益减去损失，所以，那个名义的利息率不等于真实的利息率。但人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只看到名义利息率，便以为自己通过储蓄将更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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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人口问题
贝克尔：
我最近撰文给《商业经济》杂志，发表一篇关于人口增长问题的论文。联合国9月份在开罗举行人口增长研究的会议。我认为，许多国家比如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但同时又具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相对于经济繁荣而言，人口还不够。我们对大多数国家观察的结果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经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
人口的出生率就会下降。出生率对人口增加的作用在降低。剩余的措施就是要减少卡路里。人们寿命延长，不会死于缺乏营养、饥饿和疾病，对此谁也不会感到遗憾吧？我认为第三世界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日益被夸大了。
富人倾向于少生孩子，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更少。因此，我认为，教育是一国控制人口的最有效的避孕药、最好的解决方式。在妇女中传播知识、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使教育、自由市场等因素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你会发现实施这些政策，生育率就会下降。我相信，如果你们能刺激经济增长，发展教育，就不会有过高的生育率。
政府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呢？在促进和资助教育方面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人，他们自己供不起学费，那么，政府就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企业、市场在这方面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提供岗位培训。大多数国家完全或主要是由私营企业为雇员提供岗位培训，这是现代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问我这是不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我不能肯定，但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种教育主要由私营企业，也应该由私营企业来承担。
家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家庭给孩子教育，给孩子价值观，给孩子训练，给孩子知识，培养孩子的习惯。即使现代家庭的作用比二百年前所起的作用要小一些。但家庭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据我所知，在那些残缺的家庭，即那些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家庭，或者那些吸毒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数不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那样进步。因为这些家庭不会在教育上进行投资。当然也不会取得成功。
我认为以上三个方面都重要。家庭至关重要。私营企业和市场（特别是岗位培训方面）非常重要，政府在资助教育方面的某些投资也很重要。
福格尔：
人们普遍认为人口过度增长是发展经济的障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前所未有。从全世界来看，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食物提供给这些人口。中国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表明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即使生育率继续增长，死亡率继续下降，据预测世界人口在21世纪初达到130～140亿以后，会处于零增长状态。在过去25年中世界的人口翻了一番，但我们有能力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加食物。所以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世界人均卡路里的消费还增加50％，农业经济学家预测，我们没有理由在下一个世纪不能够使食物供给再翻一番。世界人口增加到130～140亿所要求的食物供给增长率低于我们过去25年中的食物供给增长率。所以，我认为不存在食物的限制，如果没有食物障碍，我们有能力继续像富裕国家那样仅用2。5％的人口从事于农业来提供食物。我们有能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达到这个效率。我们没有理由不认识到我们不仅能够为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我们还可以把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耐用消费品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业部门。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下去。我看不到有什么障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三十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市场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有别的障碍。
我们分析了欧洲和北美以及日本的经验，在过去几十年中，西方媒介称之为东南亚“四小龙”的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也经历了类似的、给人印象极深的经济高速发展模式。日本和东南亚“四小龙”的发展使我对中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已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的几个大国充满高度的信心。所以，我认为不会存在资源的限制。有些问题诸如全球升温，是夸大了。人口增长会不会造成一些严重的问题？从我们阅读过的一些证据看，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合组织的一些人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即使人口增长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像解决城市污染、牛奶污染一样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惟一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投入多少资源。我们对“全球升温（Global Warming）问题比那些悲观派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东南亚各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我看不到在这进程中有何技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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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中国家各奔前程，大师辨个中殊异（1）
科斯：
我们可以谈一谈中国的问题。很多人曾经问我：俄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会立即回答说：“我对俄国抱极为悲观的态度。这些人没有问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假如他们问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会对他们说：我对中国的前途相对表示乐观。这与一系列的环境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只能在中国找到，而在俄国却是没有的。第一个因素是家庭的重要性，尤
其是家庭的联系方面。换言之，社会活动可以围绕家庭关系展开。如果你对中国农村组织的称呼——公社，与俄国的称呼——集体农庄做个比较，你就会对两者得出新的不同认识。当中国放弃“人民公社”时，中国人就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结构上。中国政府随之提倡了家庭责任制，这点你们比我更清楚。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以家庭为基础，甚至以家族为基础进行农业方面的活动。从而，中国可以从共产主义的制度过渡到一个可以运作各种鼓励方法的制度。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对容易，虽然还很难说是最好的方法，但他们起码是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在社会组织上提供可行的办法，那么提出引进市场经济亦不过是侈谈而已。当俄国放弃集体农庄时，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大群失业工人无法安置；还有一大群不适宜做企业家的官僚，俄国无法围绕家庭做转变，这就是非常深刻的不同之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它更为成功。当你要改变社会制度，按我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你就要在那个社会里找到可以帮助转变的现存结构。人们不可以把一国的社会结构强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充其量，人们只可以基于本国的社会结构对它们加以改造。这就是中国展示出的特点。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搞得非常成功。开头，这个制度还比较粗糙，并不十分完善，但其后逐步改善，现在，据说这种制度甚至已经成熟到可以“标准化”的地步。他们显然是成功的。农民们现在可以向政府捐税，他们可以生产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产品。据说他们（中国）的产量成倍地增加。我不完全清楚增加了多少，但的确是大幅度地增加。以上是中国具有的一个优势。中国所具有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拥有数量众多的海外华侨。俄罗斯没有这么多的海外俄侨。贵国的海外华侨生活在市场体制下，但仍与大家庭保持着联系，保留着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又了解中国的体制，所以他们能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是海外华人的投资。很明显，你们得到的这种帮助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与俄罗斯的主要区别之一。
我要提到的第三点中俄差别是：总的说来，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已从转换过程中得到了实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得到了实惠，他们就不希望改革进程逆转。相反，在俄罗斯，许多人生活得比以前更糟糕了。在中国，我感觉到大多数人民生活更好了。最后一点是你们的改革有上层的支持，也有来自底层的支持。所以，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也能推行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资产。这种资产是俄罗斯人所缺乏的。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并不需要。
米勒：
俄罗斯与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假设你们国家40％的总产值是工业创造的，当然你们知道具体的数字，但在俄罗斯，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有同样的缺陷，工厂同时又是城市。与俄罗斯情况相比起来，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非常小，大部分还是依靠农业。所以，我想你们发展的进程应该比俄罗斯快一些。
萨缪尔森：
有的人，像杰弗里·萨克斯和哈弗特，他们跑到前苏联去告诉俄国人应该采用休克疗法，以此遏制通胀。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应该设法发现各种政策的最好的协调统一体。不过，中国的困难要好办一些，使问题变得简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只是我个人看法，对此，我不是很有信心—我曾经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把“民主”放在“公开化”之前，即使他决定把“公开化”放在第一位，或者他没有这种政治能力来决定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问题是被这样决定了。结果是他交出了他的全部权力，使得原来的官僚凌驾于市场之上。公开化的目标是中央权力。有人认为，可能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力。
马克维茨：
显而易见，中国的改革十分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允许私营企业加入到经济生活中；企业学会了向世界范围提供商品和服务，还赚了钱。有趣的是中国进行了一项试验，而非在整体经济中一下动大手术，从而避免了例如俄国所遇到的问题。我不具体知道波兰的改革工作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