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生活习俗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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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遗址，绝大多数是濒临水源充足的地区，定居的农业生活使该时期的
人类能从容地进行捕捞渔猎活动。鱼是渔猎的重要对象，中国新石器时代的
绝大部分遗址都毫不例外地发现有渔猎工具、鱼骨或鱼形艺术品，这些发现，
说明了该时期的渔猎经济十分发达，吃鱼习俗亦十分盛行。著名的西安半坡
和四川大溪等文化人群，便是当时有名的吃鱼大族。新石器时代的吃鱼方法，
除一般的燔烤外，估计还有炮烤，烹煮和炙烤。黑龙江密县新开流遗址，曾
发现一个圆形鱼窑，直径0。6米，深0。6米，窑中发现层层相压的鱼骨，保
存较完整，总数达数十条之多。这种鱼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尚属首见，
它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东北人曾流行挖窖贮鱼，以备日常大量食鱼的习俗，这
种习俗与当地寒冷的气候有关。新开流入嗜吃的鱼类大致有鲑鱼、鲶鱼、鲤
鱼、青鱼及河鳖等。辽宁长海广岛小珠山遗址曾发现有鲸鱼骨，表明捕食海
产鲸此时亦已发生。夏商、周时期遗址尤其是都城聚落，都是濒河修建或分
布的。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周原、沣镐等遗址及同时期其它文化遗址
中，有关鱼骨残骸、渔猎工具的发现为数不少，这表明吃鱼之俗在夏商周三
代是十分盛行的。二里岗、殷墟、宝鸡茹家庄等商周遗址和墓葬中，曾发现
不少玉鱼雕塑品，一些墓地还出土大量铜鱼雕塑品；商代遗址发现的鱼类品
种至少有鲫鱼、黄颡鱼、鲤鱼、草鱼、青鱼和赤眼鳟鱼等；反映西周社会生
活的《诗经》一书提及的鱼类品种则有19种之多；殷代甲骨文有殷王以鱼为
祭品的记录（《合集》29700），甲骨文贞字被认为是取形于鱼躯干而被去头
去尾的象形字，其暗示了鱼在占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上情况表明了鱼与
商周时期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又暗示吃鱼习俗的盛行。《诗·桧风·匪
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陈风·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小雅·六月》：“吉甫燕喜……炰鳖脍鲤”，
以《大雅·韩奕》：“其殽维何？炰鳖鲜鱼”，用釜 （罐）、鬵 （鬲）烹煮
河鱼，吃河鲂、河鲤、炰烤鳖鱼、烹脍鲤鱼或其它河鱼，这便是西周时期吃
鱼习俗的基本内容。鱼在西周时期虽不属奇珍，但却以其鲜美成为佳肴，对
时人而言，吃鱼是一种口福，是一种享受和时尚，用各种方法烹调而成的鱼
肴是一种在宴饮喜庆活动中备受食客青睐、颇吊食客胃口、并显示宴饮排场
的名肴佳品。这种嗜食、崇尚鱼肴的风气甚至影响到东周时期，《孟子·告
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
掌也”，这是有名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成语的来源。从此则成语故事中
可知，虽然结局是舍鱼而取熊掌，但其将鱼与熊掌相提并论，便足见鱼肴仍
然是东周人嗜吃看好的名品菜肴之一，其名贵程度几乎可与熊掌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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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田螺等介壳类动物习俗。吃田螺，距今约10万年的山西丁村人遗址发
现的田螺化石，是迄今中国最早的吃田螺记录。距今1万多年属中石器时代
的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发现大量的被人工敲掉尾部的田螺壳，它表明
当时的人类不仅嗜吃田螺，还掌握了敲掉尾部便于烤煮入味和吮吸而吃的最
先进煮吃方法，与现代广东人炒田螺的食用方法基本相同。在黄河流域中原
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见到吃田螺的例子。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圩墩遗
址曾发现大量堆积成层的被敲掉尾部的田螺壳，与广东阳春独石仔的发现如
出一辙。以上发现表明，敲尾煮吃田螺的习俗并非岭南地区所独有，长江下
游地区也有着较悠久的吃田螺历史。零星材料表明，吃田螺之俗在商代亦有
所流行，夏代和西周有关这种吃俗的情况尚不明朗。距今10万前的山西丁村
人的“菜谱”中便有蜗牛一味。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是否存在这种吃俗，
因材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妄作议论，但这种始自丁村人的吃俗，据笔者所知，
至少在现代广东尤其是粤西地区尚见孑遗。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毛蚶壳，是
将蚶肉吃用后又加工成装饰品的。辽宁长海广岛小珠山中层文化也有毛蚶壳
的发现，这表明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中，东北地区亦流行过吃毛
蚶的食俗。吃蚌、蛤蜊的食俗也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从旧石器中期至
西周时期，烤吃或煮吃蚌、蛤的食俗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尤其是新石器时
代华南地区广东、广西及福建地区的贝丘遗址文化人群，吃蚌、蛤之俗表现
更为突出。吃河龟或海龟的习俗，据最新发现约始于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
岗新石器文化时期，河南舞阳贾湖墓葬随葬的龟甲，是迄今最早的卜龟实物，
同时也是最早的食龟证据。稍晚时期的河姆渡遗址以及其它新石器时代遗
址，也不乏龟甲的出土，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流行有吃龟肉，行龟卜之习俗。
二里头、殷墟、西周遗址发现的大量的卜龟和龟甲遗物，充分说明夏商周三
代既流行龟卜习俗，亦流行吃龟肉习俗。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吃龟习俗
的出现与流行，当与龟卜习俗的发生与流行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吃螃
蟹，江西和广西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发现的螃蟹遗骸，表明中国人吃蟹的
历史迄今至少已有七八千年之久。
火塘 （灶坑）、火锅、围坐进餐习俗。在新石器时代的地穴式、半地穴
式和地面式房子中，大多发现有火塘遗迹，火塘位房子中心部位，低于或高
于居住面，有圆形、方形或瓢形等诸种形式，火塘内外多发现有食物痕迹和
陶容器等。这种现象表明，火塘（即灶坑）是新石器时代房子建筑中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其既具有保存火种、冬天取暖御寒的作用，又具有惯常性的煮
烧食物作用，火塘设于房内，是便于取火用火。火塘多位于房子中心部位，
则可能反映原始家庭围灶烧煮食物、共尝滋味，共享天伦之乐的一种食俗。
围灶烤煮是利用像三足鼎，鬲或罐等陶容器来盛放食物加水置火塘中，用火
烹煮或直接在点燃的炉火上烧烤肉食和饭食，这样一边煮烤，一边分吃，便
构成了最早的家庭围坐共餐习俗，在这种围灶共餐中利用的陶鼎、鬲、罐等
陶容器，事实上起到了后世火锅或边炉的作用，也可视作是中国最早的火锅。
综合中国新石器时期房内围灶烧煮食物共餐的现象分析，不难看出，其围坐
的习惯、烧煮的方式、方法，是后世家庭围桌进餐的发轫，也是后世北方、
四川地区吃火锅、广东地区打边炉食俗发展的前身，它反映并代表了中国最
古老的一种居室建筑出现后的家庭聚餐形式，尽管夏商周时期的家庭聚餐已
从原始的围灶进步到围席形式，但围绕食物进吃、全家围坐的方式并没有变。
煮吃蔬菜习俗。中国新石器时代除煮吃野菜外，也陆续出现煮吃人工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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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的葫芦、芥菜、白菜、芸菜 （油菜）、菱角等食俗。据文献记载，夏商西
周时期已有大规模的菜园出现，人工培植的蔬菜至少有葫芦瓜、韭菜、苦瓜、
蔓青、萝卜、荠菜、莴苣、豌豆苗、苋菜、蒜苔、枸杞菜、竹笋、莲藕、蒲
菜、水芹、莼菜、凉菜、塘蒿、荸荠、菱角、慈菇、茭白、葱荞头、蒜头、
紫苏、香芹、辣椒等，采集的菜类有磨菇、海藻、木耳、石耳等，这些都是
时人烹食的主要菜类。
调味品料施用习俗。中国远古暨三代的调味品料主要有盐、糖、醋、酱、
姜、花椒、桂皮等。盐，《世本·作篇》：“夙沙氏煮海为盐”，传说的夙
沙氏生活在神农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故吃用海盐之俗大约源于新石器时代。
《吕氏春秋·本味篇》提到的大夏盐即青海岩盐，则表明夏商周时期已使用
池盐。《周礼·天官》已设盐人一职。显然，夏商周时期已出现海盐、池盐
和井盐的食用习俗。糖，制糖习俗约始于夏代，最早的糖是用粮食加工而成
的麦芽糖，古称饴，《诗·大雅·緜》：“堇荼如饴”，指的即是这种饴糖，
饴糖的获取主要是使麦芽或粮食淀粉发酵加温制成。在夏商周时期的烹调菜
肴中，已出现使用饴糖作调味品的习俗。醋，或认为源于新石器时代，夏商
周三代称醋为醯 （音锡），《周礼》中有醯人之官职，表明当时已出现专门
酿醋业，夏商西周时期已出现用醋调味的食俗。酱，夏商周时期已有酱油、
豆酱、豆鼓、酱尤其是肉酱是当时最常用的调味品和佐餐之肴，酱是用豆类
加麦麸、淀粉、盐、糖等酿制而成，其在夏商周饮食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调味和佐餐角色，并对东周时期的饮食文化予以重要影响，孔夫子有言“不
得酱不食”，这充分体现了酱在烹调饮食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姜、花椒、
桂皮等，也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成为重要的烹调味料。
③饮酒习俗。酒的产生与农业和陶器密切相关，中国有着悠久的饮酒历
史，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农业、制陶业的出现，酿造天然粮食酒的习
俗便已发生。酿酒是为了饮喝，故饮酒的习俗也自酿酒发生后开始流行。从
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开始，出现了用酒■酿造粮食酒的习俗，饮用粮食
■酒的历史也自此开始。仰韶文化时期酿酒和饮酒的器皿主要有深腹陶罐、
缸、壶、瓶、杯、碗等，到龙山文化时期，逐渐出现一些如陶盉、高足杯等
用途较明确的酒器，表明饮酒之俗至此已获长足发展。新石器时代饮用的
酒，以不加■和加■的粮食酒为主，随着酿酒术 的提高，酒的诱惑力也越来
越大，饮酒之风越刮越烈，并可能已经出现一些的确令人陶醉的甘美酒品，
如传说“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由此发觉酒的耽国误事的副作用，“遂
疏仪狄而绝旨酒 （《淮南子、泰族训》）”，禹正处在新石器与夏王朝确立
的过渡期，禹的禁酒也暗示了当时饮酒习俗的盛行。
禹的禁酒令在当时是否起到实际的作用，古文献中并无交代，但从其子
启建立的夏王朝酿酒和饮酒习俗盛行不衰的情况可知，夏朝的酒是禁而不
止。《墨子·非乐篇上》载：“启乃淫溢康乐……湛浊于酒，谕食于野”，
《列女传·夏桀未喜传》：“桀既弃礼仪……日夜与未喜及宫女饮酒，无有
休时……为酒池可以运舟……醉而溺死者，未喜笑之以为乐”，充分展示了
夏王朝时期的王公贵族，饮酒的目的已绝非一般的满足饮欲，而是地地道道
的视酒如命、嗜喝成瘾、酗饮无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