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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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一面的揭露。其实他也看得很清楚，胡风对他的“检讨”的关注焦点，完全在于是否牵扯别人，而并不在乎其“理论”性的高低。胡风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旦攻击别人，就是“不可原谅”。而在接获鲁煤报告的当时，胡风对舒芜的态度其实还是相当温和的，“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云云，与其说是一种指控，还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正因为如此，胡风才会在给鲁煤的回函中仍然对“舒君”寄托期望：
回来时，也许还会见到他罢。千万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关于他自己，可以给他一点忠告：（一）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历史。（二）不要牵到文艺创作，不要牵到别人。因为，他对文艺创作不懂，他并未帮助别人（只别人帮助他）。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40〕
所谓“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是因为隔阂既生，不免要有所防备，以防无意中供给对方更多的口实，这可谓胡风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养成的“积习”了。后来舒芜揭发出来的他的书信中的那些隐语、暗语、缩略语和被当作“恶毒攻击”的证据的“硬幽默”（比如“跳加官”），其实都只是此类积习的不同表现。关于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事实证明，胡风对“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舒芜的防备并非没有道理。上述“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舒芜文章最终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并非“有关方面”没通过，而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舒芜先生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舒芜隆重诞生的《从头学习》。《从头学习》与《向错误告别》有什么区别？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这篇检讨文章……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这篇论证的末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在这篇检讨文章里，还表示同意报刊上对吕荧、路翎的批评，并指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41〕。有趣的是，舒芜先生回忆中的轻重主次与他当年写作时的主次轻重恰成反照。《从头学习》现在已经收入《回归五四》，并不难找，大家只要翻开这一篇，劈头就会赫然见到：“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到了令人悚然一惊的高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表态八股”早被别人写过不知多少遍，日后还会被人不断地写下去，但是，一起笔就这样摄人心魄的，不仅当时少见，到现在恐怕也不多。舒芜先生这不是又一次靠文字成功地证明了他自己吗？
我说舒芜先生“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除了这个证据之外，还有他牵出路翎的方式作为证据。《从头学习》中第一次提到路翎，是被一个“我们”带出来，看起来像是迫于文势，不得已而然，其实恐怕正是为了营造这种文势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路翎何辜，就像一只待戮的鼋龟，被一支细巧的刀笔诱出了长长的颈项。过去的密友站出来作证，证明别人对他的指责“是完全确实的”，如此一来，他还能往哪里逃？
那么，从“坦白自己”到“牵到别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前面提到，作出这一重大转向时，舒芜先生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但自己的觉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舒芜先生试图证明，是胡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写给他的提醒他采取主动解决“《论主观》一大公案”的信（见本节前引）种下了远因。如果说是“远因”的话，恐怕多少是有一些的，可是舒芜先生并没有这样说，而只是反复提及这件事，同时强调在他当时所处的南宁环境中，并没有其它外在的因素促使他记挂《论主观》。但这些就足以说明舒芜先生想说明的问题了吗？
如果舒芜先生从来没有、或后来成功打消了离开偏远的南宁“打过长江去”的念头，那么，胡风先生不给他写那封信，他或者会成功地忘记有关《论主观》的不愉快，甚至忘记《论主观》本身，就在那儿做一名成功的、不谈文化的文化名人；可是他没有。又如果他即使离开南宁移居中心城市，却对文化界彻底失望，没有重新进入的兴趣（就像“七月派”前期的重要作家曹白那样），那么他也有可能抛开历史的包袱，从此不相闻问；然而他不能。既没有忘记，又不能抛开，那么，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紧迫性本来就无需任何外来的提醒。所以说到底，胡风的信，根本上只是为舒芜先生后来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口实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先生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思想上高度关注的，无不落实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和“胡风一派的实际遭遇”这样两条线索之上，在这两条线索的交接点上，我们首先得到了《从头学习》。那是真正的“从头学习”，因为从头开始就把杀伐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过去的战友，“立功”当然是为了“赎罪”。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头，下面的文章自然不择地而来。舒芜先生说，他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确信“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42〕之后才动手的，为此他列举了从延安到南宁的种种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证据，这个我们只要去看《后序》第八至第十节所述，就知道舒芜先生所言不虚，他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的揣摩判断上的确是用了心事的，务求做到万无一失。尽管最终还是失算了，“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可是，我们不是还有“真诚”吗？至于说“不择地”，其实也还是有选择的，而且小心得很，时时注意把握一个分寸，即，报刊上没有遭到公开批评的，我的文章中决不首先提出来，这叫“不为人先”；路翎们既然已经被公开点名，我不跟上去，怎么显出我的积极？这叫“不坠人后”。披览《后序》相关部分，细细体味舒芜先生的这番苦衷，怎能不令人动容呢？在有关胡风一派的最新遭遇的试探捕捉上，他是多么谨慎小心啊，不知耗费了多少聪明才智，才为自己赢来了最后的成功。是的，他成功了。在一条行将倾覆的大船上，他成功地拯救出了他自己。这个“拯救”的情形，有点类似《泰坦尼克号》。当灾难无可避免时，有的人庄严地死去，保持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有的人用尽手段活出来，却发现自己的得到的只是空虚。
四 政治敏感与理性狂热
“文字表现欲”固然首先是一种单纯的表现欲望，比如小孩子的“人来疯”，是发乎基本人性的生命表达，所谓“非功利”。可是人既然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有了比单纯的表现欲更多的七情六欲，当然也就不再那么单纯和非功利，而不免时时“东张西望”起来。“东张西望”的结果，便是使得“文字表现欲”里面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上面曾经说到的借以体现自我价值，重新证明自己；借以完成弃旧图新，“打过长江去”。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尽管都不能算是大奸大恶之举，但当我们把它们串连起来，前前后后细细想过，就不能不认同于舒芜先生的自我反省：其中的确“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43〕。残酷在哪里呢？胡风先生从最初的苗头中就已经看出来，谓之“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确乎足以触目惊心。
除开上述种种之外，舒芜五十年代初期的行为中还有诸多难于理解的地方，比如“交信”事件。在这个事情上首先要做一点澄清。过去许多言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揪住舒芜不放，将这一事件简化为一个孤立行为的对错问题，敷辞虽多，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抓住要害。一个孤立的行为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呢？交不交信不是关键，如果有正常的文化环境，即便交上去也不至于轻易成为入罪的依据；如果别有用心，即使不交，而只是在什么地方一鳞半爪地利用一下，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交”与“不交”这个单纯的行为上（根据祝勇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供的与舒芜先生的“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谈话记录”，舒芜先生曾说：“好像后来‘胡风分子’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无不同。”〔44〕我认为，如果拘泥于“交”的行为的话，舒芜先生有此类自辩是非常正常的），而在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以及怎样去“用”。
关于“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用不着再在这里加以讨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舒芜曾经怎样使用手头的胡风信件。一旦我们把思路转向这里，线索就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舒芜先生决没有从一开始就要蓄意“利用”胡风书信，而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形下，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而这里的所谓“形势”，外在的大局固然不可忽略，但更主要的，却是舒芜先生用自己的文字编织出来的一个裹挟他自己、促使他不断往前走的“形势”。我的意思是，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再到《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下称《材料》），这几篇文章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一个表记了舒芜先生的彻底转变的整体。只有将这几个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看，舒芜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利用”信件，“利用”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变得可以理解。
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前后的联系是清楚的，前面既然已经公开叫板，后面接着当然要拉开场子。《公开信》起笔就说：“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这显然是在“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的话头下“接着说”。而在《公开信》之后再抛出私人通信材料，在舒芜的思路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并没有什么外来压力或“历史偶然”可言，两文在写作时间上虽然相隔不短，但在命意、思路、手法甚至布局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公开信》的长篇大论中共有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五个是“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从这一论点发展到后来《材料》力图证明的“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