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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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那也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和污蔑。作为与胡风维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的人物，他不可能不知道胡风所反对的只是“市侩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本身；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出于怎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等令人不齿的行为来？舒芜先生也许会辩护说，上举两个段落都是林默涵特别标记出来的，他甚至还可能为此拿出实物证据，但我觉得，这样的辩护根本不足以说明他的无辜。原因无它，正如包括舒芜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当事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伟大领袖正式介入此事之前，围绕着胡风们的政治形势远远不像后来那样严酷，他们虽然逐渐失去了公开的发言权，但至少还享有口头上的言论自由，即可以为自己申诉、辩诬。舒芜先生此时但凡还怀有任何对胡风的顾惜和姑息之心的话，遇到林默涵的要求，他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保留和拒绝，林默涵即使不高兴，也并不能拿他怎么样。请记住，所有当事人一致指陈，此时没有任何人要置胡风们于死地，也就是说，一直到舒芜先生完成其两天两夜的特殊劳动为止，事情都还走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的路线上，尽管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那么，是不是舒芜先生心理特别阴暗，一定要借机置胡风于死地而后快？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倾向于这样认为，但如我们所知，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为舒芜先生自己所接受，我甚至觉得，促使他下定决心撰写《后序》的最主要的动力，可能正是要尽最大努力拒绝这样的历史认识。在舒芜先生的自述中，他尽其所能地表达了自己的最大真诚，承担了自己所愿意承担的最大责任，包括自己文字上的诛心之论的“残酷”，但与此同时，他坚决维护了自己人格上的清白，他所能够接受的关于自己在胡风事件上的责任的结论似乎是：由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犯下了巨大的罪过。
这里面存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我认为，如果在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结论中再加上本文上节所论的个人性因素，可能会成为一个接近完美的结论。怎么说呢？让我先说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部分。
与胡风相比，舒芜毫无疑问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常识和高度的政治敏感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很多。比如上引“大的主观在运行”之说，从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中就可以感受到“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就足以说明问题。又比如《后序》中述及的他自己与胡风在是否需要“联络人”、“争取人”，亦即他们是否在“孤独作战”的认知问题上的分歧〔50〕，事实上正是政治上的统战头脑与文艺上的坚持主见之间的认知冲突。胡风关心的完全是自己的文艺立场，对于事实上的政治同盟毫不在意或很少考虑，这也是导致他长期与左翼盟友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舒芜因为不懂文艺，在“胡风理路”上进入很浅，对文艺是非介入不深，最初接近胡风，是把他认作一位“（左翼）大人物”而接近的，因而当然会更多地从政治大局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胡风思想和理论，这就使得他成为胡风“集团”中的一个异数。胡风曾经说过舒芜“不懂文艺”，而这样的人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中堪称仅有，因为别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青年”。胡风所以会欣赏他，爱才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他所带来的文艺以外的思想风范对胡风无疑是一个吸引。对胡风来说，舒芜是一个崭新类型的文艺青年。胡风对舒芜言论话题的不熟悉，对其理论成果的难置可否，可以从他们之间当时的通信中和胡风后来的回忆中找到大量的例证。而在舒芜这一面，他所以会对于胡风在周恩来、茅盾等人面前表示“发表《论主观》是为了引起批判”长期耿耿于怀，并发而为“两面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出发点的不同和看问题的基本角度、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舒芜后来终于认同左翼文艺界对胡风和他自己的批判，并且尤其在“宗派主义”这一点上深有心得，思想根子乃在这里。
“三十万言书”中有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胡风舒芜在政治敏感性上的差异。其一充分证明了胡风对“革命政治”的无知。周扬指控他的思想与“社会民主党”接近，是“反对派”，对此，胡风的反应是：“我听了周扬同志等的这个裁判的时候，莫名其妙，连考虑那含义也无从着手，只好放开不管。”〔51〕他真的是不懂。事后的发展证明，如果他懂得这一指控的真实含义，及早对对手的这一陷他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的企图加以防范和应对的话，则至少会使得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灾难来临时心理准备更充分一些。
另一个细节正是关于舒芜先生的。在一九五二年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期间，应舒芜的要求，胡风与他见面，做了最后的一次谈话。关于谈话情况，胡风写道：
谈了几小时，完全是听他谈；我记着笔记。他还告诉了我几件党内情况，其中有关于毛主席的。最后，他说要说的意见说完了，但提了一个问题。我在一篇纪念高尔基的文章里提到拉狄克（《剑、文艺、人民》三六至三九页），说当时看到他在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的报告虽然感到不满意，但还觉得是：“虽然粗糙，没有真的追求力，但我们也以为他是尽了一个政治家所有的力气的。”舒芜说他不懂这意思。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要我回答。我知道他是暗示我：你断定了政治家不懂文艺，你看不起政治家，你是反抗党的领导的，当心我要把这揭发出来！他当然也知道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52〕
舒芜对胡风说这番话肯定带有警告的意思，但可悲的是，胡风却完全领会错了这警告的真正含义。这个错误说明了他对三十年代以来日新月异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极其隔膜，甚至完全无知。怎么回事呢？根据《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等辞书提供的资料，拉狄克（1885—1939），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联共（布）党内反对派代表之一。一九一九年任俄共中央委员，一九二○年后主要从事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执行局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二三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一九二五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两度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九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获得平反。〔53〕
如果说周扬们对胡风的“社会民主党”的指控还属于“查无实据”一类，可以“放开不管”的话，舒芜在这里抓出的可是一个令胡风百口莫辩的真正“反对派”（“托派”）的证据。尽管没有材料表明舒芜曾经对这一证据加以利用，但面对这种在高度政治化的生存环境中由高度的政治嗅觉和高度的政治无知参差交错编织而成的文化悲喜剧，实在也足以令人黯然神伤。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要是没有发生交错的话，岂不是可以避免许多？——这就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没有这个舒芜，会不会出现另一个？
我的答案是：舒芜只有一个，没有他，就没有这样发生的“胡风集团案”。正是他的在上述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内涵复杂、不可名状的理性狂热，导致了胡风们处境的逐渐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文章确实已经写得太长，关于这个论点我不拟多说，事实上上面的许多篇幅也已经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里仅就几个基本事实的未被充分强调的方面作出总结陈述。其一，以《向错误告别》肇始的那些文字，舒芜为什么非写不可？答案是：因为政治实践成功而来的非凡成就感，导致头脑发热，导致以政治眼光看待一切，也就是胡风指出过的“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的老毛病作怪。对此，舒芜先生自己有过痛切反省。其二，在自己的检讨中为什么非要牵扯别人？从舒芜先生自己的立场和理解来说，他在这一点上其实已经很谨慎，凡是没有受到公开批评者不涉及，受到过公开批评的，也并没有人人都被牵扯进他的文章；而且，舒芜先生还曾一再申辩说，他最后抛出《材料》，选“宗派主义”作为突破口，在当时的情形下已经是尽可能“避重就轻”了。饶是如此，舒芜先生脑子里还是缺了最要命的一根筋：他似乎始终就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胡风的对手们牢牢地绑缚在胡风的战车上，身份极其特殊，只要他开口向着对方说话，就是“起义”。而他所以迟迟意识不到这一点，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主观作用”作祟，以为真的可以凭借这个“治病救人”，政治上既敏感，又幼稚。其三，为什么非要抛出信件？其实，仍然就舒芜先生自己的立场来说，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即因为胡风始终强硬，不肯承认“错误”，而“觉悟”了的舒芜又坚信他们过去是一路，因此执拗地要证明“胡风错了”。直到今天，舒芜先生似乎还在坚信他自己过去与胡风是一路，可是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是他错了，他们到底还是不一样。
所有这些政治的、性格的、社会的、个人的、面上的、台下的等等等等的因素纠结在一起，真是复杂。越是复杂，就越具有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只怕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司芬克丝之谜。为的怕寂寞，舒芜先生一生中做出过许多努力，但其实他却是不寂寞的。这个我们只要看今年上半年以来就有多少议论是围绕他而起，便不难理解了。这也算是一种宿命吧。不过犹有可议者。事过境迁之后，除了一个是非对错之外，还有一个检点行囊的工作。胡风去世之前为自己编定了三卷本的《胡风评论集》，在这部集子的长篇后记、也是胡风的天鹅绝唱中，他回首自己一生的劳动和追求，说出了这样欣慰的自我评价：“我是一个乡下人……穿着老布衣带着泥土的气味挤进了有文化生活的社会……不但发现了现在置身在它里面的社会和将要迎来的社会里有‘新奇的事儿’，就是在过去的喧嚣、苦叫里和罗绮丛中也有当时不能感到、更不能理解的‘新奇的事儿’。未来的历史，对我再不是‘无际的苍茫’了。这些评论就是粗略地记录下了从三十年代初起的，更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地追求的经历。”〔54〕他的这些文字，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代代的读者都将不断地从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己。舒芜先生现在也做完了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回归五四》，但是《后序》中侧重交待个人思想断、连、反、复的过程，对自己的毕生心血的评价却很少，这不免令人遗憾。照我看，集中的许多煌煌大文除了作为历史文献之外，本身只怕已经毫无价值。相反倒是那些不曾收在这里，却曾令胡风在《希望》上插得“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