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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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伟人或大人物的亲属是很难的——我将伟人和大人物分开来，是因为，大人物未必是而且多数不是伟人，伟人未必是握有权力而且多数不是握有权力的大人物——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在中国这个宗法制度、风习、意识浓厚的环境下，其状尤甚。他们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社会瞩目对象，众人指指点点的话柄。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子弟只要不仰仗父兄的权势和名望干非分的事，也就不会遭议论了；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人格独立的牢固观念，也能辨别当事人和亲属各自应担承的行为责任，权贵名流子弟所受的社会压力要轻得多。在顽固的宗法意识和宗法风习影响下的中国，凤子龙孙所享受的荫庇之优渥，常令平民百姓侧目，舆论监视（注意：只限于监视，谈不上“监督”；“舆论”也常只限于口议腹诽而难形于文字等正常媒体渠道）自然也（一厢情愿地）较为严厉。这也能算是社会的一点无形制约力量，当然这点制约也只对要顾点脸面自知检束的人才有效。
鲁迅是一介平民，他的亲属本不该受到权势人物子弟那样的监视；但鲁迅的巨大存在和无可比拟的望誉却使他的亲属比一般大人物的子弟受到更严格的关注。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不能说没有得到关爱和照拂，但更多的是限制和约束。且不说他不能如普通公民那样自由支配鲁迅遗留下来的版税，急需无奈时因遗产权以公民应有的法律权利提起诉讼，也常成为议论的话柄，而且多半是非议。好像伟人的后代一谈钱就玷污了伟人的名誉似的。甚至连某些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举小例说，据周海婴自述，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在北大肄业时，课余连打桥牌也是不许可的（见《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所刊《鲁迅儿孙如是说》）。这当然也许是出于爱护，是怕他荒废学业的好意；但由此可知即使是善意的窥伺，他也是处于一种何等样的经常性的紧张状态了。
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成问题的事，出在周海婴身上就不得了。儿女婚姻本是有充分自择权的，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在国外留学，和一位台湾省籍女郎相爱结婚，即使算是“涉外婚姻”，那么耳目所及，中国青年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和外籍、台湾省籍的异性结婚者也多的是；有的家长还是权力阶层的重量级人物，未见引起过波澜，单单周海婴的儿子的自由婚姻却不能容忍。有关方面竟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公开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可谓荒唐之至。诚然，台湾有些传媒恶意散播鲁迅的孙子如何如何的谰言，那是国民党小报和特务刊物的一贯作风，解放前就造谣惯了的。这也说明鲁迅后人处境之艰难，常会是谣言世家飞短流长的对象。但谣言毕竟是谣言，周海婴幸而头脑清楚，顶住了压力，否则只有更丢格。常人就不会遇到这样的考验。
不仅台湾的谣言世家，大陆也有鲁迅的冤家，幸灾乐祸等着看鲁迅后人的笑话。其中特别是当年鲁迅的论敌，都七老八十了，仇恨情结之历久不解，也真令人惊愕。碍于毛泽东曾经对鲁迅作过肯定性评价，不敢公开唱反调，除了叽叽喳喳之外，甚至将一肚子的怨气向后人发泄。例如，周海婴的书中就记有：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会议上，“前辈李初梨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并诬蔑许广平“和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一揪出来，就吓死了”云云（见《鲁迅与我七十年》２９４页）。周海婴只在书中为母亲辩诬，而对李初梨的训斥只能忍着听。倘他不是鲁迅的儿子，换了别人，听了这种放肆的“鞭尸”咆哮，就可以反唇相讥：“先生，您懂得什么叫‘虚无主义’么？您还不如重复当年郭沫若的老调，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更到位呢！”
从上引李初梨的发泄，可见怨毒之深，而这类敌意地贬抑鲁迅的言谈终究不敢形之于文字，也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对曾经围攻过鲁迅而又死不服气的这些下属是有镇慑作用的。
但必须清楚，鲁迅的伟大不是任何人和政党所能捧出来的。并非如美籍华裔夏志清所妄说：“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在中共争权过程中，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的反（蒋）政府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于从未轻易赞扬同辈的毛泽东，也在１９４０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向鲁迅致以最高敬意”，“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第二章）。这是颠倒因果。毛泽东的赞扬在鲁迅死了多年以后。最早也是“最高敬意”来自中国人民。鲁迅逝世的噩耗一传出，中国人民如丧傅保，给伟人以远远高于“国葬”规格的“在中国可说是破天荒”的“民众葬”（章乃器《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上海的中外人士未经谁的号召，不顾中外反动派的禁限，万人吊唁送葬。这种自发的对伟人的崇敬，比任何权威人士的夸赞更过硬，这不是谁能“制造”得出来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正是不违民意，肯定了人民之所肯定。政治家都必须举民心所向的人物为旗帜，中外古今皆然；直到他自以为强大到不再需要这旗帜，自己有力量支配一切为止。
在这点上，毛泽东也表现了他的不愧为政治家的魄力和诚实态度。在１９５７年开展“反右”运动，他所经营的“舆论一律”的局面已见成效时，在回答罗稷南“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一问题时，便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３７１页）这话的意思最明白不过，鲁迅活到那时如“不识大体”，要“做声”，就只有“在牢里”的命运。从毛泽东语气的先后看，他“估计”的第一可能是“在牢里”而不是“识大体”。这也正是毛泽东坦率和睿智之处。因为他认定，鲁迅如在，他要写的必然是和他当时所要求的相违背，相悖逆，因而他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必须把鲁迅投放牢里的。毛泽东的这种估计，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断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前后精神完全一致。在钦佩毛泽东的诚实坦率之余，这一意味深长的判断，不是更能增进人们对鲁迅风骨的理解么？
毛泽东是慎思明辨的，他对鲁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那根据不仅是看到鲁迅在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残民媚外的一贯坚定不挠，更在于鲁迅在同情坚决抗日的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屈服于当时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周扬等人的压力。毛泽东的唯一见不到之处，是鲁迅那时如仍在世，写了拂逆他的文字，对“舆论一律”意识禁锢等现象进行批判和抗辩，正确的仍是鲁迅一方。当然，这点后来由历史作出了判断。
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别人对鲁迅的议论，他自己所遭受的种种，都是十分谨慎，不尽欲言的。有些看得出曾使他十分困惑的地方，也大抵采取只叙事实，存而不论的态度。惟有对鲁迅之死，日本医生须藤是否有谋害嫌疑一事，他的怀疑是强烈的，这一怀疑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公案，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过，似乎未曾受到文学界的注意。但我所接触到的医学界人士却曾关注过这个问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我曾在上海医学院（即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转属于复旦大学）兼课，一次在会议间歇，听到朱恒璧院长、沈克非、黄家驷、苏德隆等教授不知由于什么话茬谈起此事。这几位都是医学界权威，意见值得注意。这几位对解放前在上海行医的日本医生很有意见（不排除这几位都是所谓“英美派”的医学家，和“德日派”有某种门户之见），这与本题关系不大。现在我记得他们的意见是：３０年代尚未发明雷米风、链霉素等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彻底治愈肺结核确很难，但治疗这病也并非没有别的有效手段（他们举了切割肋骨等一些我所不懂的治疗方法），手术如果准确及时，是能延长患者生命的。他们断定，这个须藤肯定不是肺科专家，医技平常，耽误了治疗时机。当时根本不知道须藤有日本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的背景这个可疑身份，所以只判断为庸医误人，应属于医疗事故。
朱恒璧院长很欢喜读鲁迅的书，和我还谈得来，他说，日本人哪里知道鲁迅先生在中国的价值（这点他错了，如果真是蓄意谋害，那是正因为高度理解鲁迅对日本侵略者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果鲁迅先生当时在中山医院（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治，医生会想尽各种方法挽救他的生命。言下无限惋惜憾恨，给我的印象极深。
以鲁迅的崇高威望，这不仅是一起医疗事故，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事件。可是要追查清楚却很烦难，想一想日本的右翼势力连世人皆知的侵略屠杀的罪责尚且要抵赖规避，就更不说这起历时已久踪迹迷离的悬案了。须藤也早已死去，这事大概将成为一个历史黑洞。
不过，王元化在周海婴此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的问题，我以为倒是可以解释的。
在鲁迅的心中，有一个十分牢固的“藤野先生情结”。这个情节从年青时代起绾结在他心头，真叫刻骨铭心。只要读读《藤野先生》这篇一往情深的回忆文字，就能理解鲁迅是如何感念这位老师和医生的程度了。爱屋及乌，他就认为另一位日本医生也会有同样的职业品德，不会轻启疑窦。也因为鲁迅在日本学过医，有这个“藤野先生情结”，所以他介绍亲友医病，也经常光顾日本医院。而且，鲁迅和须藤的关系，已历有年月，不是亲往就医，就是约他到寓所诊治，从《日记》１９３３年起的记载中，可知彼此往来的频繁。海婴生病也由须藤诊治，俨然是鲁迅家的家庭医师。再者，彼此有不少函件往返，还多次互赠礼品，互相宴请，已不单单是病员和医生的关系，而且是当作朋友在交往了。可以想见，这样的关系是不能说断绝就断绝的，人情如此嘛！
还有一层原故使鲁迅碍难谢绝须藤：鲁迅和须藤的往来中还夹杂着不少鲁迅的日本友人在内。如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３日的日记：就记有宴日本友人秋田、伊藤等男女二十人，须藤亦在内。须藤似乎也读点书，日记中鲁迅赠他的书有多起。尤以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０日，日本刚寄到《岩波文库》中的日译《鲁迅选集》，只有两册：鲁迅就赠了须藤一册。这就不是泛泛的交情了。如此真情地对待他，如果须藤真要动鲁迅的坏念头，那真是丧尽良心，狗彘不食其肉了。——不过，谁又能保证他不是蛇蝎心肠的呢？如果真是敌寇指派来暗害伟人的话。
这是中日关系史、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谜……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上海
（原载《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