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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股文-第4部分

小说: 清代八股文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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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0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
  第三章:存废争议
  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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