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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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０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
第三章：存废争议
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