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 作者:尔曼.p.巴利-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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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尽管米斯最终的自由主义哲学有明显的缺陷，但地对这一学说本身所作的大量贡献（甚至是一些来自正规经济学以外的贡献）是相当引人瞩目的。同样重要的是，他准备将其（尽管未被证实）自由前提的含义推向自由至上主义——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极端。这些贡献可概括为一整套可称之“积极的”和“消极的”思想。积极方面包括他从人类行动理论以及从他对自由社会的描绘中引出的激进含义，消极方面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尖锐批评。
在政治经济学中，米斯最积极的贡献涉及货币、贸易周期、市场过程研究以及企业家理论。作为基本的经济范畴的企业家概念与自由社会的哲学（从功利意义上加以理解）有些关联，它对于米斯理解人类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的成员都是一些具有目的的行动力量，那么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必然是不可预测的。顺理成章的是，没有哪个中央计划者具备一种执行有效的经济秩序所需的知识。经济秩序的“一般均衡”模式在这里是个目标，因为——在米斯看来——这一理论描述的体系“不是由一些进行选择、会犯错误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而是一个没有灵魂、不会思想的自动化过程。它根本不是一个人间社会，而是一个蚁冢”。如果人们的行动可以从量上重复和可预测的话，那么计划一种早已知道的结果就会获得成功，自由主义的一些特殊特征和制度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变得多余。
但是，在自由社会中，米斯假设合作是由企业家——一种人类行动的范畴，它描述个人怎样利用他们现成的知识来决定那些适合于实现目的的手段——自然产生的。虽然这是行动的一个普遍范畴（可以推测，它在政府以及市场体制中是现存的），但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竞争会产生精英分子，他们对这种活动的形式是驾轻就熟的。当然，非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他们的精英，但是（基于功利的理由），他们在制定那些米斯设想的人人共享的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方面却不怎么有效。
米斯勾勒的自由社会的原则只不过是这一经济学说的政治对应物而已。这些原则来自人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并被说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适用于人。米斯以一种特别的理性主义的方式提出了这一观点——人们用像经济理论那样严谨确凿的方式来谈论自由主义，却没有表现出对历史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被认为与接受或不接受一种政治学说相关）的敏感。米斯在好多场合暗示，只有精英才能认识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人类行动》一书中，他写道：“我们大量的同代人在精神和智力上都不能适应市场社会的生活，虽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辈通过他们的行动无意创造了这个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精英创造的，这固然不错，精英至上和自由主义之间在原则上是没什么不一致的，但自由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别困境在于，由于它具有公共利益这一特征，因此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它不那么具有直接性。
不过，自亚当·斯密以来，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在证明经济自由主义和学说的无阶级本质方面更直率和更具理性的说服力了。市场原则并不符合财产占有者的利益（他们中的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想获取国家授予的特权），但对任何社会的芸芸众生有好处。传统经济学家在解释国家产品分配给三个森严的“等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时，对这一相反的观点给予了某些肯定（尽管很偶然）。在米斯眼中的一个易变的、流动的、开放的和渐进的市场社会里，一个人可以具备上面所有的特征。此外，虽然可以合法地把市场社会看作是一种游戏，但游戏的结果却不能预先知道。这不是一种只有输家或赢家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旨在使参与者都得到好处的合作活动。它也不取决于资本家的任何特殊的美德。由于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是人类行动者，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会拒绝政治好处（这些好处最终会破坏整个体制）。社会改革并不旨在使人变得更有美德，而是旨在设计一些恰当的制度来将他们的精力引向对社会有用的目的。
米斯几乎不掩饰他对“政治”的蔑视。这一蔑视背后的智力上的原因，在于政治行动会打破市场的均衡倾向。他以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方式假设，仅仅由逻辑证实的经济学体系远胜过政治过程的经验和“积累起来的智慧”。看来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差异不能对自由纲领的有效性产生任何差异，尽管米斯本人会承认它们可能影响了它的适用性。一个令人瞩目（也是冷嘲热讽）的例子是他在《全能政府》中的这一观点——战后美国政府应当严格地控制从欧洲来的移民，因为大多数欧洲人都不可救药地受过纳粹的影响。的确，不管他的理性主义如何，米斯的著作充满了一些对本来严格地运用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来说是特定的例外。
然而，所有这些都在解释一个根本的问题——自发性的局限。市场经济的秩序一定要取决于一种法律系统，取决于并非自发力量的产物——国家吗？能够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这些制度安排本身吗？第一种观点显然是理性主义的。它不关心制度的产生或维持制度的过程这一问题，它只关心它们是否与一种对世界的特定看法相一致。当然，在米斯那里，这是功利－自由的乌托邦。
这样，米斯显然对有关法律和国家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他很少提到促进交换的法治的确立（可被看作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和国家的出现（通常是暴力的产物）两者之间的、与古典自由传统相关的区别。毫无疑问，米斯相信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必要性。他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是绝对必需的。”在欧洲出现暴政后写的《全能政府》中，他明确承认国家的强制性：“国家本质上是强迫和压制的工具。”这一工具的必要性在米斯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就人类本质来说，国家是一种必需的、不可或缺的机构。”
这里没有有关国家活动的系统的、有条理的理论。讲到底，如果人的本性是如米斯指出的那样（即具有攻击性和不满足性），那么，把主权授予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都可能是灾难性的。米斯对“中央集权论”的不断指责，以及他毫不费力地证明国家经济行动的反作用，并不迫使他一本正经地欣赏甚至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他不断地、论据确凿地争辩地区甚至是城镇不作为正式的国家组织进行选择无疑表明了这一点。同样，他怀疑国家在诸如毒品和教育领域中的活动，并坚持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在资本主义下，私有财产是消费者自决的极致”）。所有这些都使得他的古典自由主义变得特别激进。这便是他的理性主义的一个结果：将人类学原理简单地去适应政治行动，这一政治行动并不因考虑这些激进意见未曾料想的结果而被激发起来，也不因欣赏传统可能体现的深层智慧或策略知识而被激发起来。
然而，米斯从未有过完整的法律理论，这种法律理论指出一个私有社会怎样与最少的公共控制和管制相合拍。他对人抱有的类似霍布斯式的观点迫使他接受法律和国家的纯压制性的观点，好像这两者是相同的设计。这样，虽然这一点——人类学原理能解释市场如何毫无压制地与人类行动相协调——在抽象意义上或许是正确的，但人的本性使这一点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米斯的国家理论具有一种特别的光环的原因。
Ⅶ
米斯对国家至上政策的批判比他重建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来得有效得多。尽管他的许多批判受到他因暴怒而流向笔端的尖利词锋的伤害（或许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幸的副作用，使他的著作不能到达更多的人手中），但这一批判确实表现了他的一些最好的分析眼光。这一点最好不过地表现在他在著名的“计算的辩论”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驳斥上。这一驳斥起源于米斯1920年的一篇著名文章——《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若没有提供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可需产品的生产会受到严重削减，如果实际上不会不生产的话。
这一观点在他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得到了阐发、提炼和追踪（有时不免冗长乏味）。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对社会主义方法本身的具体批判，而在于更一般地驳斥了国家将市场从其“自然”道路（一条最终由个人消费者决定的道路）偏离的企图。诸如价格控制之类的行动最终会招致自我灭亡。最重要的是，他驳斥了平等主义者不断在生产和分配上制造的差异（虽然它可能源自约翰·S·密尔）。这一差异预先假设国家的再分配收益是不受市场决定的，对总的生产不产生重要影响。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直接的社会主义，对通常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特征最具破坏力。人们注意到，米斯的观点没有哪一个建立在与产权或不平等“美德”有关的道德问题上。
虽然米斯在本世纪30年代并未直接加入与“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但他最初对社会主义方法的批评却与此非常相关。像奥斯卡·兰吉和阿伯·勒纳之类的思想家认为，他们通过复制一般均衡模式的结果（没有人们熟悉的私有财产制度、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现象），已经解决了计算问题，其方法是允许自由消费和自由择业，并迫使国家管理者遵循最佳生产规则。
不过，米斯对经济理论的最初贡献旨在指出，在一个变化不定和不可预测的世界里，重复均衡的最终状况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行为是重复的、机械的，那么就有可能复制。但是米斯指出：“人的特征恰恰在于他是有意识行动的。人是行动的动物。”如果他是行动的动物，那么他的选择就是不可预测的，因而未来必然是不可预测的。
米斯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大多数批评主要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上——没有企业家，就不能协调行动着的个人的计划。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防止企业家“阶级”的产生，因为企化家（如果有效的话）要求人们必须承担其财产的风险。因此，生产方法中没有私有制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对计划社会来说极为困难的刺激问题。
此外，米斯轻描淡写地指出，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达至某种生产力水平，因为计算问题通过提供价格信号的一些相关经济得到了部分解决。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公共企业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可以以市场确定的价格购买劳动力和原料。在缺乏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国家管理者只能对特别是投资政策作（信息不全的）猜测，更进一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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