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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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
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
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
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
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
（第80页）。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
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
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第89页）
前後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後者论人，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
然而，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
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
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
（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酸馒头渣’），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
分左右”（第84…5页）。他人作何观感且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
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
识”（第95页）。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第97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
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第99…107页）。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
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幾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但是，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
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
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
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
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
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
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後，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
于荫麟死後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幾分开明的特性，若
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後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
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後，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
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
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
前代截然不同，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
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备，运作更缜密，发展更迅速，迥异于中
古之中国，以故，钱穆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于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个总结。民国肇造，
标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且不论新瓶旧酒、乱紫夺朱的遗憾，经验教训仍需总结，于是，数十
年间，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于前代，其中佼佼者，则有邓之诚、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诸人。兹请介绍吕思
勉所撰《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1884…1957 ），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话本国史》，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通史。
吕思勉的一生，可以四个字概括，曰：埋头读书。他以史学名家，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史书。他的门人杨宽（战国史名
家，新近辞世）尝说他“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然据其自述，则不然。实际情况应是，二十四史中，《史
记》、《汉书》、《三国志》读过四遍，《後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馀
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绝不仅见，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似不
足重。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当时“在史学上称王”（傅斯年语）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
最後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解读”，兴许能别有解会。
顾颉刚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
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
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当代中国史学》）；顾氏此语，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先学走，後学跑。用今
日的话说，叫作尊重常识。但是，常识不常，又是一种常识。即以小儿学走为譬；不难发见，小儿之蹒跚，其实是走跑
兼具，孰为走，孰为跑，并不能截然划分。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他的走，他的跑，全凭长者定义。
更何况，快走，是走还是跑？慢跑，是跑还是走？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小儿成人，回首往迹，到底是先学会走後
学会跑，还是会跑以後才能走得更好，一旦较真，恐怕也是扑朔迷离，难求的解。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
（不妨称为惰性），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後跑的常识，居之不疑。顾氏提倡先作好“完美的断代史”，才能作出“完
美的通史”，即是自上世纪初“史学革命”以至今日的常识，作者读者安于故步，居之不疑。然如前论，常识不常，不
疑处乃有疑焉。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
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
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
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
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
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
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古史辨派”（以顾颉刚
为代表）、“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
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
；傅斯年倡言“我们不是读书人”，而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
尝曰“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
；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略有接触”，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阶级”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
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
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
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
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
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
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
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
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
“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
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
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
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
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