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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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
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
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
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
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
《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
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
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
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旗籍满洲傅鼐、萨哈谅、喀尔钦、鄂善、鄂弥达、常安、鄂乐顺、恒文、保德、阿思哈、鄂宝、
和其衷、高恒、普福、良卿、秦璜、阿尔泰、彰宝、富德、高朴、勒尔谨、索诺木策凌、国泰、国栋、富勒浑、福崧、
伍拉纳汉军卢焯、杨廷璋、李侍尧、郝硕非旗籍俞兆岳、刘於义、赵宏恩、王士任、岳濬、吕守曾、帅念祖、朱荃、庄
有恭、杨灏、蒋洲、李因培、方世儁、钱度、王亶望、于易简、陈辉祖、李封、陈淮、闵鹗元、浦霖因贪案伏诛或赐自
尽者，以加黑字体标示。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 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
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 ，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
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 ，于满族中更
高达81。5％ ，远较非旗籍之52。4％ 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
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辏г顺⒃疲骸俺⒂梅ǎ嫌诼迹晕爬窈喝耍嘁晕蛔阍�
也”；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
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
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辏г怂裕沙啤坝糯保灰喾乔迥└锩橙诵健翱链闭摺Ｃ仙疲骸扒�
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
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
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
永守之也”；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
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
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
说，就是：“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
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即使如摊丁入亩、永
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
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
盛世之衰（5 ）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
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
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
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
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
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後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
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
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
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
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
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
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
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
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
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
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
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
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唤裼锼�
“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
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
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
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
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
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狱之愈演愈烈，此为当时政治上一大特点；一曰宰相制度之彻底沦没，此为君主专
制发展之自然结果。请先述文字狱。
文字狱（1 ）
文字狱，何代无之？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
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
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
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
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
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
曰：“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
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
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
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
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
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
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
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
“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
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
儆顽邪”。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