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宋史-第4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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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户部议：「准法，输官物用四钞，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
毁失县钞者，以监、住钞销凿；若辄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
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亩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麦，有亩输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絁钱、醋息钱、曲引钱，名色不一。荆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议者希朝廷意，谓流民已复，可使岁输十二，频岁复增，积逋至二十余万缗。曹泳为户部侍郎，责偿甚急。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傥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赍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著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初诏也。
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余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
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
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也，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财可积，财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赋可减，赋减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时金主璟新立，万里迓使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使虚誉达于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言也。
二年，诏曰：「朕惟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赋，颁宣宽条，嘉与四方臻于安富。郡守、县令，最近民者也。诚能拊循惠爱，以承休德，庶几政平讼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闻科敛先期，竞务办集，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而非掊克督趣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谊，此朕所贵于守令者。继自今以轸恤为心，以牧养为务，俾民安业，时予汝嘉。」
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绸绢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折钱，二分本色。
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尤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纾民力；欲纾民力，当纾州县，则邸第、寺观之常赋，不可姑息而不加厘正也。望与二三大臣亟议行之。」诏可。
建炎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绍兴二年，诏伪造券旁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诏诸州勘合钱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所谓钞旁定帖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间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直。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三月足输送行在，旱伤及四分以上者听旨。
三十一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所收窠名，七分隶经、总制，三分属系省。至是，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