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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部分

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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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本有苦与乐,谢君张帆扬波行。
  张波于1990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四生日)写《七律·五十抒闲》一首,对自己人生发了一番议论,他写道:
  五十天命欲何求,副职轻闲更自由。
  好友交朋终不舍,迷山恋水总贪游。
  逍遥槛外图清净,陶醉文中费运筹。
  最喜南窗尝灯火,兴来楼上讲《红楼》。
  同时,他还写了《七绝——马年咏悲鸿之马》:
  铁骨铮铮锐气兴,潇潇洒洒走如风。
  悲鸿笔下无凡马,千里轻蹄劲有声。
  我读后,回了两首。
  七律——和张校长《五十抒闲》并贺大寿。
  氨基化合转生球,难能七色颂金秋。
  五十开外好运命,知命之年最自由。
  千寻佳句传子弟,一片丹心跃笔头。
  赋文行诗作春伴,笑笑长生亦风流。
  七绝·和张校长,也颂徐悲鸿良马匠心命笔飞马功,刻意钧钧何轻松;不见催程跃长鞭,但闻纸底劲蹄声。
  安达电大还有一位王勤老师,学中文的,到电大先搞了一段中文教学,后来搞图书资料工作。他一天闲得无聊,我没有课时常到他那里聊天。他感到怀才不遇,对自己遭际感慨多端。错位的境遇产生了共鸣,彼此之间也就近便了。他对我的人生颇有感慨和想法,言语之中多有勉词,写了两首诗赠我,我回答了他的一片情。
  答王勤老师二首——步其赠诗原韵(一)
  此生偏爱北国邑,南来冰城又滨西。
  勉从事业苦亦乐,曾许丹心幸有余。
  未敢忘身多勤国,从来于我少先机。
  喜闻安城兴四化,趁此东风加鞭急。
  (二)
  文章千著山欲留,先生情深金难酬。
  陈言景仰赐妙语,述意报国颂春秋。
  滨西到处兼殊味,安城四面任客游。
  莫谓春羞人已老,犹见风流跃笔头。
  电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中央电大经济系的一批年轻教师,知道我的身世以后,例如经济系的艾大力、刘志敏、陈凌明、王晓明等人,对我更加友好,特别推崇,邀我参与中央电大的教材编写、教学大纲的审定,使我有机会到全国开会,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游览风光,观赏名胜古迹,结交天下知名学者、朋友。中央电大中专处的孙旭处长,爱我惜我,几次推荐我为他们编写教材,并把我编写的教学大纲作为样板推荐全国。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有,中央电大老师在个别交谈时所给予我的关爱、信任和期待,甚至有人提出,帮我找人送上访信,要改变我的处境,那些感人、沁人肺腑的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人生最轻松、最愉快的深深印记。我到外地开会,通过不同途径了解我的以往之后,那些外地电大的老师和领导,所给予我的关照、对我美好的言辞,便立即上一个新台阶。还有,我到省内市、县电大视导、毕业验收、监考,当地电大领导和老师对我的接待总要越格,对我的敬重和爱戴,令我受之有愧。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限于篇幅,只得留在我心里。我特别忘不了肇州县电大的冯国良校长,为我的《教育法学》的印制,找肇州印刷厂领导说情,以后又帮我推销;他还用其高超的气功为我治病,并在各方面给予我帮助。
  我的湘潭干校同学,如前已述,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因为那是初中毕业的年少之时,大家远离家乡,加上学校工作做得好,我们之间友谊忒深。文革的风雨,大家听到了关于我的各种传闻,有的把我描绘成魔鬼和狂徒,当然也有充满离奇而美好的编造,后来我见一些同学,他们说,无论传闻怎么说,我们对你的基本认识并没有变。
  80年代中期,我在湘潭干校的两个最好的同学——龙湘乾和彭淑华——各有一个访朋问友的故事。我和龙湘乾、彭淑华在文革前、文革中,一直有书信来往。龙对于华国锋打倒“四人帮”的此举,曾经写信给我,表达他的信任和热忱,而我对此却在字里行间,婉言地叙述了对形势的隐忧。这以后,我受到了清查,不全、不真、不实的信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和在湘谭的同学黄金元、刘建中、童河钦等人,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于是,他们对我惦念不已。在这种情况下,龙湘乾借工厂一名营销员来哈出差之机,千叮咛、万嘱咐,请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找到我,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完成了向我询问详情的使命。
  彭淑华为了联系上我,打听到我的信息之后,则别出心裁,于90年代第一个新年之际,向我试寄贺年片,传达她对我的记念,从而使中断多年的联系,通过一张小小的贺年片,把我们姐弟之间的友谊之桥,又高高地耸立起来。
  这一访一信,显示了老同学对我的理解、信任和牵挂之情,助燃我心中同学情感的火焰。1997年9月到北京开会,1999年5月回长省亲,我特意会见了这两位阔别多年的同学。再一次向他们叙述了我的经历和心志。
  彭淑华说:“我相信你的为人,相信你的本质。不论人们怎么评论你,我对你的基本看法是不会变的。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周总理相信,我相信。”
  龙湘乾则说:“我相信那句老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的基本为人,我是深信不移的。”
  这些铿锵的语言,永远震撼我的心灵,永远激励我努力奋斗。
  在我到电大以后,给予我莫大支持的,有三位校外朋友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他们是张希玉、陆介雄和张丽娟。
  张希玉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转业军人出身。身高一米八以上,彪梧魁伟,秃头,面色略呈黑红,浓眉大眼,大落腮胡子,不修边幅,性情豪爽,而好激动,语出连珠,言谈间前仰后合,说到关键处,常常挥舞拳手,酹一酹腮巴胡子,挺立起来,如果手持长柄戒刀,真是不假的鲁智深再世。但是,他酷爱读书,才思敏捷,勤于写作,是黑龙江省有名的多产科普作家,享有“四条汉子”之一的美誉。他一身正气,常持主见,不阿权势,工作勤奋,又肯动脑,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有魄力的好编辑。我的《实用美学经济学》,送到他的手,他啧啧称奇,连连击掌叫好,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它的出版竭尽全力。当有人拿出我的经历吓唬他时,他说:“他不没有被取消出版权吗?这是一本好书,观点、体系一新,我看,对于他个人来说,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对于社会来说,他提出了新见解,提出了一个新学科。你看吧,本书出版之后很快能获得社会公认,会得奖的。”
  他有胆有识,果有先见之明。《实用美学经济学》于1987年出版,于1988年在黑龙江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三等奖。根据本书基本观点,我写的论文《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一文,《新华文摘》1992年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1992年第三期全文转载,1994年获黑龙江省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基础上,我写的论文《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全文转载,以后由《神州之魂》(一)、《新时期社会科学荟萃》等多家出版社全文辑录。有力地证明了张希玉的见识。
  回忆张希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同我个别交谈的几次言论再一次跳跃起来,在我的耳边鸣响:“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尊重人、尊重人才就好了。因人废言、因人废书,这样的情况不能再下去了。”
  “有人批别人‘左’,反别人‘左’,其实他比别人更‘左’。”
  “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说‘三种人’不能出书,他也没法这样说。所以,我跟他们这么讲,他们也就阻挡不了。”
  他多次鼓励我潜心搞学问,“农业损失副业补!”
  陆介雄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上海人。毕业分配到尚志县,1980年后调至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从事经济法教学。同张希玉比,陆介雄是个书生。平时不大多言,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矜持感。但到急要处,唇舌如刀,锋指要害,便显出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基质和能力。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先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因为笔杆子硬,从部队到地方,差不多一直搞文字工作,从事宣传或文艺创作。这使他政策观念强,说什么、做什么,强调符合党和国家的规范,有板有眼。陆介雄为人忠实厚道,治学严谨,操笔不辍。我同他合作编书有三本:一是《经济法400案例析》;二是《案例经济法学》;三是《工业产权法》。我们之间认识是马风杰这座桥梁,所以我们互相了解,彼此接受,在经济法学教学中,联手编书,经常研讨教学问题。我俩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也很开心。我俩的共同之处是认真、求实。我在主编或同他合作编书的过程中,有时遇到个别人迁就困难、不愿进一步下力量,甚至对付时,他总是站在我这一边,坚持精益求精。他对于我的境遇,深表理解。我们俩对于经济法学问题开展推心置腹地讨论,共同探讨新的见解或新问题。我们不愿意墨守成规,因而,我们俩写的东西不落俗套,总有新意。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治学的经验。
  张丽娟是位女士,比我小十七岁。原来在哈尔滨市税务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0年代电大热,税校也办起了经济类电大班,她担任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1985年从我组织全省电大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开始,我们一直紧密合作。这位女士,个头一米七左右,身材修长,长得并不漂亮,但显得有气质,给人一种秀美感。同时,在言谈中多次表达了她的傲世之心,能被她看得起的人并没有几位。那是1985年的夏月,在第一次教学研讨会上,她穿着一件白短袖外衣,留着短发,发言分寸感特别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位女士不凡。我们第一次合作是编写《经济法400案例析》,我为主编,并撰写第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五章,她负责二、三章。因为一、二、三章联系特别紧密,加上当时我们两家住得也比较近,所以我们之间在一起研讨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我在同她接触中,隐隐地感到她对我有一种敬重感、亲切感,这使我感到温馨。以后,因为教学、评卷,我们经常联系,彼此之间觉得每一次联系都很珍贵;分别时,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感;一段时间不见面如有所失,特别牵挂。她调到哈尔滨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所任副所长以后,我们经常约在一起谈论社会、改革、人生、人伦、生活、爱情,甚至天文、地理、历史、考古,以及读书、戏剧、文学、诗词,等等,见什么谈什么,想什么谈什么,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她向我倾吐生活、工作中的矛盾和不快,我对她讲起我的烦闷和感慨。对于她的倾诉,我析之以理,她觉得耳顺了,心安了;对于我的烦闷和感慨,她引古说今予以疏导,我感到茅塞顿开,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感。80年代末以后,大概有一、两年,我有意疏远这种关系。我觉得,我不应该同她这样密切。以我们中国国情,这会引起非议的。我想,我和玉梅少年夫妻,患难与共,岁月渐侵,感情益笃,她为我历尽艰难困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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