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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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6？6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6月27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四号声明》是我们转变立场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必须承认右倾，主要问题是没有公开批评省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也没有肯定炮轰派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据到京的哈师院同志回忆说，师院造反团的这份炮轰宣言在通过时，差不多每宣读一段，全体与会人员就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大会雄浑悲壮，气氛浓烈，极富战斗性，每一个人都感到正义在胸，热血沸腾，并且良心受到极大的激励。参加会的除了哈师院的红色造反团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以外，还有来自全市、全省方方面面的人物。据后来许多人向我介绍，他们参加了那么多的造反派集会，也没有见到如此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群众大会。有的人说，只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才会理解和平年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众怒，什么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什么叫做无所畏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为平民而战，为真理而战，其他都是无所谓的。后来起草人张锦龙见到我，谈到了他当时起草文告的心情，不无感慨地说：
“主持起草的是杨桂宾，他领着我们讨论时，大家情绪异常激动。杨桂宾来回度步，不时发表一顿感慨，对我启发和激励很大。我在执笔时，怀着莫大的义愤，感到周身热血奔流，充满正义感、豪气感，真正是一气呵成，许多语言像子弹一样，一排排从心底喷出，整个文章没有雕饰，也没有刻意追求遣词造句，只觉得是在诉说大家的心情。真的，我在宣读时，许多人情绪激动，泪流满面。再没有良心的人见到那种场面，他的心也会为之震颤。”所以，后来任万新对我说，他要写一部《炮轰运动》，就像《九三年》写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记述这场反对错误路线的悲壮斗争。
与此同时，我和宋振业也在北京会见了在京炮轰派。会议由冯昭逢主持，我和宋在会上先后发言，并各自作了检讨。应该说，我的检讨是毕恭毕敬、十分坦诚的，然而，我从人们对我的掌声判断，人们赞赏宋的检讨，而对我颇有微词。原因就是我深知炮轰派队伍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联合体，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点，所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也不尽相同。在我的发言中，人们听到了我的画外音：没有迎合他们中某些似乎很有勇气、很革命、只顾自己痛快而不计后果、乱喊口号的人的心理，以及他们惯用的一些词藻，检讨里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是犯罪，也并不肯定炮轰派的所有做法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同时还提出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炮轰派的主流，也不是炮轰派的基干队伍，但是他们不动脑筋，没有认清形势的严峻性和自己的真正处境以及斗争的艰巨性、前途的险恶性，还是造反初期而眼下已被人们否定的那些东西，我最担心的是因为他们的鲁莽危害整体，以至于因为他们的走火而导致整体的原则性错误。我定的调子是师院炮轰宣言的基调。我感到，我们是头头，有使炮轰派致胜的义务，而绝无滥用词章、迎合某些人的权利。会后我对冯昭逢说，“头头是领头，而不是跟班。头头必须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冯昭逢笑呵呵地连忙说，“是这样，我理解，我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把炮轰派几乎推向绝路，也把我们这些头头弄得十分被动，读者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
北京的夏天不热，但1967年的北京政治斗争却是火一样的暴烈。在京的我和宋，基本上是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思路去工作的。然而，人们的思维不免带着当时当地社会思潮的影罩，我们的言行正好反射着这种轨迹。
到北京之前，北京对我们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央两报一刊，还有我们师院的驻京联络站所了解的情况，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政治状况经过时间和媒介的筛选和过滤。而现在我们置身在北京，耳濡目染的种种事实，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情绪、思维和言行，我们的神经还不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而阅历和知识的肤浅，意志和耐力的弱点，以及对新的群体的微弱的反座力，更强化了这一点。这里要谈的是当时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及其对我们思想、情绪的影响。
所谓武汉事件，当时叫做7？20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武汉军区也于1967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开始进行“三支”、“两军”，介入文革。2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和造反派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南下学生的支持下，进入武汉《长江日报》报馆“红旗大楼”，并接管了《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史称《2？8声明》，提出武汉要大乱才能走向大治，目前武汉形势严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还没有批判，造反派还在受压。2月19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江日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过了10天，也就是28日，武汉军区针锋相对发表《声明》，矢口否认这次报社夺权出自于军方支持，严正声明，当时派人进入红旗大楼只是保卫报社，维护秩序，决不是支持《2？8声明》，甚至声称在《2？8声明》中签字的军方代表是军队造反派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便起劲地提出抗议，两派斗争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组织造反派进入武汉军区机关交涉，被认定“冲击武汉军区机关”。
如前所述，中央为配合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的部署，针对个别地方发生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曾发过一个《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根据这个《八条》，武汉军区和当地公安部门于3月17日，逮捕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其他骨干分子若干人，又在3月21日，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通告》，在陈述各种罪名之后，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两派对立由社会的表面平静，进入各个单位的高压的激烈斗争。这种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4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要求各地对于在夺权斗争中持不同意见和冲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人，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所逮捕的人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同时中央作出了指示，根据这些，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明确昭示，武汉工人总部再一次杀向社会，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经常发生武斗，并且累有死伤等惨案相伴。同时，工人总部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6月4日，武汉军区再次发表《公告》，因为进一步对工人总部实行高压，欲制止武斗，反而斗争升级。为此，中央针对武汉命令发表《六？六通令》。然而，武汉还在冲突，武汉还在流血。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发出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由于毛泽东此后不久离京巡视大江南北，原来的武汉汇报计划取消，改由派中央代表直接到武汉处理问题。到四川解决两派争雄问题的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造反派代表，于7月4日自重庆抵达武汉。头一天他们上街看大字报，第二天，工人总部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
7月15日、16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开会，听取一些地区的汇报。毛泽东对于武汉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据当时有关材料介绍，毛泽东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朱鸿霞等，并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钟仍然思想不通，于是周恩来于18日领着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进一步做了陈、钟的工作。7月18日当晚，谢富治、王力到电力学院，在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快、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在会上，王力还作了“四点指示”。
第二天，工人总部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宣传谢、王讲话，同时宣传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在陈、钟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对“百万雄师”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从而加深了“百万雄师”成员的对立情绪，他们走上街头，四处张贴大字报，声讨王力，并扬言要揪出王力。晚饭后，情势急剧变坏。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同当地部队到军区大门，要求谢、王二人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部队开着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鸣笛的消防车，开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的“四点指示”的用意何在？在王力没有接见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队伍，又围上了谢富治住处东湖宾馆。
7月20日清晨，在陈再道进谢富治房间不久，随之而来的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要求王力接见。当时王力在隔壁拒不接见。在纷乱之中，数百人冲进住室，把王力强行拉进军区大院。这时，依仗部队支持，数千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坐着大卡车，排着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向谢王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3日。王力被架走之后，先是被架到军区大院，要求他回答问题，以后又经过一段周折，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一些人的保护下，于7月22日上午飞回北京。
这就是我们当时知道的“7？20事件”的始末。
谢富治、王力到达北京的当天，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迎接。7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搞“三军联合行动来声讨7？20事件。”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文革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谢、王归来，林彪出席了大会。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