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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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认为炮轰派群众是把矛头针对革委会的。在他看来，炮轰派是革命派，有缺点错误，这同捍联总也有缺点错误并没有什么两样。正是基于这点，他通过他的联络员赵刚多方做潘汪和捍联总的工作。要潘汪检讨对待群众的错误，应该正确地对待炮轰派，从上到下实现捍联总同炮轰派的对等联合。他要求炮轰派汇报团里的我和宋，捍联总汇报团的刘雪峰和聂士荣，分别退出两派，站在省革委会的立场，共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抓全省两派的团结工作，从而促使两派在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我、边士军、冯昭锋、宋振业等人，一再同总理联络员赵刚建议，请他无论如何要向总理汇报，潘复生是会反复的，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是重点，要在北京实现对等联合，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十二条协议》。周恩来听取了这个建议，又下令从哈尔滨调来三个单位——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的两派代表到北京，派出联络员做大联合工作，要求这三个单位实行对等联合，并达成协议，双方在北京签字，向中央保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大家团结起来，维护东北边陲的安全。
12月7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10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是：
一、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二、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三、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双方出现不应有现象。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看完潘汪的这个检查稿之后，炮轰派汇报团成员们又喜又气。喜的是，半年来，经过千辛万苦，不屈不饶的斗争，求援社会，求救中央，经过党中央、周总理的细心周到地工作，潘汪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其时间起始于三、四月，严重的是在“6？5事件”以后，具体对象是处理炮轰派和我与宋振业对他们的批评。气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存在四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党中央面前公然歪曲事实。6月5日那天，明明是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的，却说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明明是我和宋振业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纠正意见，却说什么发生了意见分歧。
二是避重就轻。明明是省革委策划、调动和指挥捍联总工人群众对军工、建工夺权，却说什么同意并支持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而关于建工夺权则只字不提。
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明明是对哈一机和师院采取围攻、包围而最后进行武装夺权，却称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四是安钉子、准备搞秋后算帐。明明是他们支持捍联总，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说炮轰派以及我和宋左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所有这些是潘汪玩弄权术，布下的回哈搞反攻倒算的天门阵。
最使我失望和痛心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北京问理求真，周总理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他的工作，而潘复生竟然当面跟中央说假话，利用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瞒天过海，当面撒谎。至于检查调子的高低是另一回事情。
于是，我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我们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联络员们显然很愿意为我们申述。
过了一天，他们婉转地告诉我们，中央急于要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就使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备感委屈，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国家这个大局出发，只能牺牲我们局部利益，忍痛接受这个残酷的、如此不公的现实。当时我们抱着同学、同志的心情，找毛远新申述我们的意见，没成想毛远新直接给我们施加压力。他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态度的冷淡、表情的严肃，使我们无法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我们都明白这话的含义和份量。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个别去找了一趟总理联络员，他们安慰了我几句，也表示希望我能理解。他们承认潘汪检查原先不是这个调子。了解到这些，我第一次认识到所谓国家大局的真实所在，也第一次认识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真正含义。在北京这三、四个月，使我亲眼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王力、关锋怎么样？曾几何时，是何等的显赫，然而如今却被贬得一文不值。我算老几？因此，联络员的话我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噙着眼泪离开联络员办公室。
回到我的住处，回想这次为了炮轰派的翻身，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我要是再不答应潘汪这个检查的话，灾难就要降临我的头上。我想：毕竟把炮轰派的“逆流”的帽子摘掉了，并且同捍联总实行对等联合，至于以后潘汪要反攻倒算，他们怎么检查也是一样。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努力付诸汪洋，而当时哈尔滨的炮轰派听到潘汪检讨的消息还欢庆了一回呢。
经过半年工作，捍炮谈判终于进入尾声。1967年12月23日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为了后面第五章的介绍和说明我们努力的初衷，我这里详细介绍周恩来的讲话，这对于了解历史是完全必要的。那一天周恩来显得十分兴奋。他是这样开始他的讲话的：
今天这个会是个盛会咯！是东北三省的，辽、吉、黑，所以，我们中央同志，就是江青同志因为身体不大好没有来，原来也是准备来的。其他的中央同志，沈阳大军区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海、陆、空、军委的，都在这里。今天宣布黑龙江省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省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还要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总是不断有的。我们希望今年之内能把辽吉黑的问题都解决。今天是23号了，就看你们吉林辽宁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度量，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实行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当然咯，你们要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也不能送客。
台下一片笑声。然后，他指着转发黑龙江省潘汪检查的中发（97）396号《中共中央文件》，把话锋一转：
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它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发展到武斗。这一次么来到北京，也差不多三个月了吧？（有人说四个多月）直到最后才把问题解决。正因为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我们觉得还不够。大家都知道，山上派和山下派_——捍联总炮轰派，有几个大的据点争夺很大，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哈一机厂，一个军工学院，一个师范学院，这三个单位，根据十二条协议，又达成三个分协议，这样就可以拿这个来推动。最后，又宣布了潘复生、汪家道两位同志的检查。他们两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了检查，然后又和两派谈了，最后中央加以批示。今天把这个批示送到你们手里，现在宣布！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和两派的一边十个人，就是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双方谈的，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不扩散，并且你们当场都赞成，我是一个个问了的，可是我们的本子今天才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哈尔滨市已经扩散了！两派各十个人，他们是拿回文本的，那个文本我没有收回，当时有的同志提议收回，我没有赞成收回。革命一年半多了么，我们见面多少次了么，应该最低程度有个革命同志的信任吗！当时都作了担保的，可是有一派呀，就是把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检查几个要点传出去了，当然没有看原本，总有偏差嘛，所以哈尔滨市又有了反复，农学院、林学院又闹了一场武斗，是不是？所以革命群众组织的派性呢要回到党性，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