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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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把我推进了文史楼政治系北厕的一间小教室里，并没有别人进门来。这时我也明白了，这并不是哈师院捍联总有组织的行动，很可能是P几个人搞的恶作剧，对于这位可敬的P同志，我只有以柔克刚，以逸待劳，激他暴跳，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P对我大声吼道：
“向我们交待你是如何炮打‘三红’的？”他站在我的对面，叉着两腿，显得十分傲慢无礼，不可一世。
“你们这样绑架我是错误的，我是省革委会常委。赶快把我送回省革委会！”这时我已确认是他们几个人制造的事件，态度也强硬起来，便冷冷地说。
“你还摆什么常委臭架子？老实交待你的问题。”P咆哮起来。
“我郑重地对你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赶快送我回省革委会。”
无论他怎么责骂、怒吼，我总是重复这么几句话。
我这样做之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看到有两个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把P叫出去了。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约不到半个小时，省革委会就派车把我接回政治委员会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玉梅身孕约四个来月，俗话说“三活四不活”，因为这次惊吓差一点儿流产。我走进办公室，见她躺在床上，心头一悸。她说：
“不好了——流血。”
我嘴上说：“不要紧吧？”但脑海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后果。又补充道：
“不要动，我去问问楼下陈大爷，老头有经验，他会告诉我们办法的。”
老陈管收发室，平时没事我常在他那里聊天，并从中了解群众中的一些活情况。根据老陈的建议，我们赶快到医院检查。经过大夫及时采取保胎医治措施，总算保住了，我悬吊的心才放了下来。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觉得这是整我的一个信号。从此，我告知玉梅，要充分做好我被批斗的思想准备。
想到这里，报告里的字字行行，忽然伸长起来，在我的眼前幌动，仿佛成了一尊咆哮的恶魔。
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最近哈师院以及其他院校传来的种种可怕的信息：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我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说来应该谴责的念头：让他表演吧，历史会惩罚他的。潘复生把我的好心进言，当做攻击，向中央申诉认作仇敌。在总理的教育下，他向中央耍两面派，瞒天过海，搞假检讨，于今倒行逆施，走得越远越好。“物极必反”，违背辩证法必受惩罚。看到底谁笑到最后。如果我在此时向他讲起我的不同见解，他不但不会接受，甚至会把矛头立即指向我，说不定他又要搞什么新花样，我何必自投罗网，自讨没趣，自寻烦恼。想到此，我不禁黯然失笑。我急忙扫了与会者一眼，幸好人们并没有注意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着别人的错误而产生的幸灾乐祸的思想。这是政治斗争逼出来的畸型意识。我情知这是与共产党人的党性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我的这种意识却与日俱增，以致于以此为快，从而在潘复生的高压之下获得一种轻松感。
潘复生搞炮轰派借助于三种机遇：
一是贯彻“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8年之夏，整整进行了两年。到六月份，只有云南、江苏、宁夏、广西、西藏、新疆五省、自治区尚未成立革委会。这些地方，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升级。其他地方的大武斗不多，小的武斗也不断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广西为最：铁路交通遭到破坏，无法恢复通车；连援越物资也敢抢，拒不交还；连续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6月13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也未能予以制止。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个《布告》发布之后，一些地方武斗仍有发生。其中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的不法事件：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撤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运输，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动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个布告所作出的决定，只约束当前，不具追溯力。但是，潘复生接过这些条文，便以此为令，提出要揪1967年哈一机武斗炮轰派的策划者，从而把炮轰派的李金义、王金歧、马树森等人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抓哈军工、哈师院的武斗策划者，终因是他自己组织捍联总出手而拿不出炮轰派的什么事实，只好作罢。
二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而潘复生以人划线，以事划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派性，一方面在炮轰派中搞清理坏头头活动；另一方面对参加炮轰派的人员中大挖阶级敌人，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案件。
三是在整党中，《红旗》杂志于1968年10月发表的第四期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清除废料，社论有这么一段话：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这些来自北京的最高指示，潘复生迅速地接了过去，用以对付曾经炮轰过他的人——领导干部和群众。
还有两件事，更是直接帮了潘复生的大忙。
一是毛远新“四月来信”，为潘复生抓紧整炮轰派、报复我提供了令箭和契机。
所谓四月来信是1968年4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潘、汪将其公布于众。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如获至宝，令办公室加印而广为散发，这就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潘复生决不是让炮轰派通过学习和整风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大打出手，欲将炮轰派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毛远新始料不及的。我相信毛远新后来能知道他是不了解潘复生其人的，也是不了解总理关于省革委的谈话那么苦口婆心，有一种弦外音之妙。这封信之所以被潘复生作为棍子耍，就是毛远新的片面性所致。他还应该认识，总理接见时讲了两个方向性：革委会对群众、炮轰派对革委会，并没有明确点出来，而从正面加以引导，其良苦用心，体现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毛远新确实年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复性，只图一时痛快，做了别人的工具。
再就是穆国兴之死，使潘复生放开手脚往死里整我。
穆国兴于1968年8月5日自杀身亡。我同他最后一别是7月初。在这之前，我听说他心情不好，便前去看他。
5月16日，穆国兴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书面检讨。他诚恳地向潘、汪检讨，认为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从六个方面，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多角度分析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之后又主要从主观上多方面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十分诚恳，确实是教训总结，出自内心地认错。从检查中看出他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但是，对于这样一份检查，潘复生只是在其检查书的打印纸上面写了“此信打印常委阅”七个不冷不热的字，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穆国兴抱着极大的希望，结果是，师院捍联总发出一个比一个调子更高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他说：
“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我听着他申述自己的委屈，感到他满腹不满和牢骚压在他的心头，淤塞于胸，应该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