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8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众、打动他的同事之心。
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他的卓越的见解，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是非问题，特别是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能不以他的言论为法，成为这一特殊时段人们评价党的工作成败、是非功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一面旗帜、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真理、一种公道的标尺。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帝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打鬼”的钟馗。毛泽东可以使一个人兴，也可以使一个人亡。不仅有眼力的中国人对此是明确的，而且中国政坛上的高级人物更是深明此道的。华国锋只不过借用了毛泽东给他造成的“势”和“场”，利用江青等人不得人心的过错，实际上是别人推动并假手于他，才成全了他自以为得计的“伟业”，并非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设计并领导这次事变的人，确实很高明。他们利用中国特有的国情，并实际早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形式逻辑——毛泽东是正确的，不能反对的；毛泽东定的接班人是对的，不能反对的；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按照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言论行事，当然顺理成章，不能反对的。因此，对毛泽东接班人的做法如有反对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应予以排除，可以打大板子的；如果有人说了出来就是反对接班人、进而就是反对毛泽东。同时，共产党内还有一条纪律：全党服从中央。
显然，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两回事。毛泽东在彼时说的话是对的，不等于其接班人在此时借他的话加以演绎、行事也是对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毛泽东彼时错了，不等于其接班人就可以将错而对了。还有，中央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是否应该遵循某种程序。同时，毛泽东铸就而留下的政治体制，也没有这种救援机制。
国家机器的两大核心，军队和高层官吏倒戈，又没有救援机制堵截，便在中国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急速的政治大转折。它不容人们思索，更不容人们提出疑义。同时，风头十分明确，人们看到冰山已倾，何苦自投罗网，习惯于遵循上述逻辑行事的大多数干部，首先顺水推舟，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形成潮流，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设计者得以畅通无阻地，去充分发挥这独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和条件，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业。当时中央一个个打招呼会，就是借这种情势，不允许人们说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罗织罪名，加以“解决”。我记得，浙江有个领导人，对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笔迹提出了疑问，立即遭到抨击而被解职。
这就是中国条件下，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咄咄吐舌。不知道别人见到的是什么景况，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传达会上，人们屏住呼吸静听，一点儿不敢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做笔记。整个会场的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了，令人喘不过气来。听完传达就必须一个个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什么疑问、说什么不同意见，除非不要脑袋。我当时感到头皮发麻，脑壳发涨。我当时想这事要是周恩来在，是绝不会这么处理的。我想，历史必将证明，华国锋不计后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性人物，做了人家的马前足。后来的事态以及公布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
我对于华国锋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糟。一开始，他确实给人某种老实厚重的外表感觉。发动逮捕“四人帮”以后，我觉得他的野心很大，以后他又处处把自己置于同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幼稚和政治无知。他在多次讲话临结束时，总是套用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的那两句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附庸风雅，贻笑大方。
1977年我进反省室、蹲牛棚之后，对他更感到可悲、可笑。他那并未入流的几笔字还到处题词，搞个人迷信；又不知深浅，毫无界限地大搞清查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自己又是哪个班底里头的。毫无自知之明，对政治斗争认识浅薄，对历史全然无知。他依照别人的意愿，上把自己的左膀右臂——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砍掉，下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挖空，继而又撤掉《红旗》杂志，支持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这样他就被解除了全副武装，他自己会不多时地被人赶下台的。
华国锋的历史正朝着我想的方向发展。1977年我进牛棚之后，有一次，看我的两位工人师傅——东北农学院的L和东北林学院的M——不回避我，议论起华国锋说要搞十来个大庆的壮举，不无讥讽。我在一旁听着，实在忍俊难禁，也跟他们议论起来。L说：“我看又要搞大跃进了……”
M没等他说完就说：“吹牛吧。经济工作是那么容易搞上去的？”
我插进去，冒了一句：“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造点政绩，以示英明嘛！”
L说：“我看没那么简单。可不要再犯大跃进的错误。”
M说：“这么热，我看差不多。”
我又说：“历史总是好开玩笑。人家觉得容易就干吧，何必为英明主席担忧。”
他俩见我这么说，似乎觉得他们言过了，便不再吱声了，我也说到这里打住。当晚回到床上，我脑海里翻腾：华国锋在政治上幼稚可笑，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授人以柄，说不定很快像马林可夫一样，人家借口他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或是别的什么，把他推下马。等着瞧吧！因为他实在没有深浅，忘乎所以，竟然忘记了老人家临终时，告诫他一个几十年总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不着急，慢慢来！”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急于快步走，加速度地建功立业树丰碑，犯了新皇大忌，不翻车才怪呢。
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9日至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28日至30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
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