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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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新闻中心副主任庄殿君成了三峡工地上最勤快的人，早出晚归游走在公安、公司、工地剧组等各个部门之间，刺探情报，协调关系，乞求支持。终于有一天，他在三峡接待中心的冷板凳上苦等了三个小时，仍然面对的是一张冷脸之后，一向导向正确的他也说出了不智之语：“我的官太小……”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头肯定最大，当然我们的头也都很大。
领导一小步，我们跑一圈。离直播还有两天，流程还没有确定，直播方案一改再改，仍变数无数。我们认真研究1997年大江截流直播报道的同时，葛洲坝集团也在研究，我们的结论不谋而合：合龙成功后，总书记走到堤头视察时，场面会失控。失控给双方带来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于我们是画面混乱、冗长而不知所措，于他们是预先安排的准备和总书记合影的副局级以上干部无一如愿。
和我们准备的完善措施相比，他们提出的方案无疑是开创性的：委员长在开工前，先去合龙口接见建设者和代表合影留念，然后宣布开始。这一计划将无情摧毁我们已经准备的所有方案、系统、机位。看着鄢蔓绝望的眼神，我抚摸着她的头说：“要举重若轻……”谢子猛觉悟比我低，咆哮道：“这结果就是让节目越来越难看，而我们头上顶的雷越来越大……”碍于朋友情面，我没有当众批评他这种没有原则性的讲话，随着十六大的临近，我越发自责。直播圆满结束之后，我想以策划组党小组长的身份，利用打牌的机会和他交交心，结果是荣欣拿走了我们俩当月的伙食费，当然这是后话。好在中办的领导明白照像的秩序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建立，不一定要改变程序，最终没有同意葛洲坝集团的方案，使鄢导在直播前夜能够合上她那双无助的大眼睛。
直播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痛苦与麻烦都会被一刀斩短，而无法延长。11月6日终于来了……
当我要开始第二段现场报道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无法进入报道区，因为委员长在上主席台前准备顺便先到这儿来看一眼，这里已经进入了一级警备状态。因头大而胆大，面对警察我正颜直述直播的影响和意义，同时指天发誓会在领导来之前结束报道，警察叔叔终于网开一面。我又不放心地转过身，谆谆嘱咐万一领导提前到来，千万别对我使用从推搡到背口袋等各种手段，若那样，难看的就不只是我了。报道时间预计三分钟，一分钟过后我看到远处一辆带着警灯的先导车飞驰而来，我的心跳跟着车轮一起加速，我的报道跟着车轮一起刹住，剩下的一分钟送给了下游合龙口的小灵通。
计划赶不上变化，合龙成功时差点闹出大笑话。根据以前的经验，最后合龙的场面单调而静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这次我出了一个馊主意，希望有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为最后一辆运送土石的车扎上一朵大红花。与工地协调，合龙即将成功之前，我的报道开始了：“……合龙成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为了让观众朋友也能预感到胜利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准备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不远处，工人们正忙着给最后一辆车披红挂彩，就在我马上要隆重推出最后一车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了现场总指挥彭其友的声音：“报告领导，合龙成功！”我一愣，马上改口说：“我听到了现场的报告，合龙已经成功了。”播出并没有穿帮，笑话留在了心里。
给长江结扎（2）
采访李鹏委员长之前有个小插曲，当镜头已经切过来我马上就要提问的时候，突然有个女记者冲了过来，把手机举到李鹏耳边说：“委员长，我的采访机坏了，您能用手机接受我的采访吗？”这位女记者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膝盖还在流血，委员长态度很好，和蔼地说：“这样不好吧？手机会干扰电视信号。”当时播出的是个安静的大全景，细心的观众可能会以为李鹏在打电话。
都江堰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完全凭手提肩扛，火烧钎凿，创造出的大智慧不但孕育了一个天府之国，而且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福荫后人。修建的时候我不在现场，能想象如亲眼所见，那是因为我有文化；几年后，三峡工程也将惠及世人，那时人们的联想会更加丰富而形象，那是因为有电视直播。
节流的难度有多大？
康锐
截流难度有多大？
流行的说法是，这一次长江三峡导流明渠的截流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难度最大的截流。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截流的难度。
有一个公式，大致是水的流速（米/每秒）的平方和它能冲走的物体重量的六次方成正比。比如说水的流速是一，能冲走一个重量单位的物体；那么当流速是二、四的时候，能冲走的物体应该是二百五十六、七万六千一百三十六。当然，这只是举例，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流量，是以立方米/每秒为单位的，它决定了水能冲走物体的重量是克还是吨。
这次截流面对的流量是10300立方米/每秒，长江的前两次截流，葛洲坝的流量是六千多，三峡大江截流是八千多。而导流的条件却由导流明渠的350米宽变成导流底孔的132米宽。三峡大江截流的流速是4。2米/秒，龙口落差是0。66米，而这一次将有三米多的落差和接近八米的流速！ 所以，当我和猛子、吴宁在长江水利委员会设在宜昌的实验室拍摄截流的实验时，对于最后的数据非常震惊：三块二十吨重的水泥四面体穿在一起，投到龙口里会被水流冲出一百多米远！承担实验的科技人员根本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的心里也没底，但又不能面对镜头说截不住，这也是我们直播的嘉宾林文亮局长坚持要做八十八个加铁四面体的原因。因为在截流抛投料的个头不能做得再大的时候，重要的是物体的比重。水泥比石头轻，那就在它肚子里加铁，变成三十吨重，这样一来比重就比石头更高，在龙口会战最艰难阶段，把它们投下去，能做到万无一失。
七十米宽、三米落差的龙口；江水汹涌而下，一块块特大石块和四面体轰然投到水中却在转瞬之间被冲得无影无踪。堤头上、指挥部里，纸屑满地，大小头目如热锅蚂蚁，团团乱转。这景象，估计能让总策划王立军和总导演鄢蔓在梦里都能乐醒过来——好好看耶！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流量是按照同时期历史最大流量的平均值再加20％的系数得出的，凑个整儿成了10000，招标时再加成10300。照此一算，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数字自然涌现眼前。当然，这是工程本身科学的、安全的保证，必须按照上限而不是下限来设计。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正是拿着这些数据和三峡的施工者们每天争论不休。对于工程人员而言，问题要简单得多。“实验室的数据和实际施工根本不同，他们求的是保险。”总指挥彭启友是林局长在工作上的主要争论对手，“见了面就要争”。原因很简单，每多准备一卡车的土或石头就意味着几百元的投入。
天公做美，到了真正截流的时候，流量只有八千左右，而且，导流底孔的分流比设计的还要好。所以，最后龙口的流速只有五米多、落差两米多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用葛洲坝人的话：要不是交通部公告11月1日导流明渠停航，10月下旬就截了，或者说想什么时候截就什么时候截。
直播的难度到底有多大？
流行的说法是，这一次的长江三峡导流明渠截流的直播是一次简单的任务，我们就再关注一下直播的难度。
本来确实应该是一次简单的任务。97年大江截流的技术、节目人员班底，两年多来几十场直播积累的丰富经验，三峡总公司的大力支持以及当地人民的翘首以盼，这完全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
可实际上真是太难了！
首先本次直播设计了一个1＋13的系统，就是只有一个机位是系统内的，其他都要用微波传回机房。要知道，施工区内来来往往的都是四到五米高的车辆，为了微波机位的信号都能顺利回传，只好将上游戗堤的机位设在下游方向，下游戗堤的机位设在上游方向，于是轴线关系变得异常麻烦。
麻烦不会吓倒评论部人，可是三峡总公司却突然将截流时间提前了十天！十天哪！原本细化节目方案的时间没了，磨合系统的时间也没了。11月6日就要截流，而我们原先预定的住宿船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是11月8日——一个先头部队进驻的日子。
不仅如此，截流施工真正艰难危险的时期是龙口宽度四十至一百米之间时，而这一进程按工程进度将发生在11月1日到11月3日之间。我们的直播不光是为了仪式性合龙的瞬间，也要展现难度最大的截流最艰难的时刻，于是，时间又少了五天。而我从宜昌回北京参加三峡截流直播报道的“静之湖会议”的时间是10月26日，原本这只是一个用不着我参加的广听众议的神仙会。
给长江结扎（3）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由于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合龙仪式，原本简单的可以轻轻松松做的直播完全改变了性质，成了一场以时政直播为主导的直播，而且，对领导人出席的所有重要仪式都要有所交代与报道。虽然这都是中心庄主任、采访部肖主任要应付的事情，但是架不住方案一天三变，节目方案要调整、相应的机位也要调整，时政第一嘛！
除了常务副总导演兼上游戗堤召集人兼张羽的现场导演兼三号机点长的吴宁外，可能没有人能记得清到底有多少次调整，反正开始的时候他发给大家的本子都是标注日期的，比如1101版、1102版，到了后来全变成了1104B、1105A之类的，最后一天干脆以不变应万变，不出也来不及出新本子了。
直播那天，我们在领导人要去的上游戗堤增加了从其他地方减下来的两个机位，以空间换取时间，用数量补足质量，反正不管你到哪里，我们总共有七个机位，可仍然没想到李委员长拉着吴副总理一起接受采访。张羽自然是准备充分的，可是由于我们的机器要保证两个领导人出镜，原本庄主任已经同意要给张羽几乎和首长一样大的并且是连着切出的特写镜头没了。从采访镜头的效果看，邵大伟、董汉卿都是最出色的时政记者。那天，中央警备局只同意主持人和一个摄像记者进采访圈子，可自从邵大伟高举着三角架和机器，蚂蚱般地串着身后的录音和微波，嘴里嚷着“我也是，我也是（中央电视台的）！”闯进圈子以后，秩序就失控了。到处是一串串中央电视台的黄绿色衣服。委员长夫人朱琳在结束采访后要过去合影，发现已经被中央电视台的微波线拦腰绕住，急得警卫连喊：“让阿姨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总导演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