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9-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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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Ъ遥贸隽擞氪讼嗤慕崧郏绕湓谑鲋匾侍馍暇醚Ъ腋叨纫恢拢ㄒ恢侣试诎俜种攀涟俜种攀耍�12〕。这些一致正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预测的确经常失误。美国记者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写了一本名为《迷惘的预言家》的书，历数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预言与决策的失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谜游戏。”〔13〕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认识和解释世界，并不是预言什么。经济学家的确有过不少错误预言，但正确预言也不少——哈耶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失败，五十年以后这个预言不是被证实了吗？其实任何一门科学都会作出错误的预言，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不是科学。气象学作出的错误预言恐怕比经济学多得多，但有谁否认气象学是科学呢？
经济学在我国遭到误解还与我国解放后经济学的发展状况相关。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经济学沦落为御用工具，既可以为“大跃进”辩护，也可以为“四人帮”的“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论”〔14〕辩护。经济学家迫于压力，今天说一种话，明天又说相反的话，经济学在人民心中失去尊严。但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并不能说明经济学不是科学。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经济学正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发展。
经济学不是经邦济世之学
据说中文中经济学这个词就是由“经邦济世”这个词而来的，似乎学了经济学就能经邦济世、发财致富。在充满浮躁的转型时期，文人学士想出谋划策“普济天下”，普通百姓想脱贫发财“独善其身”。正是这种功利思想把经济学推到了显学的地位。只要认识到经济学并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经邦济世的作用，它显学的光环就会消失了。
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指出：“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15〕通俗地讲，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无论是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在面临资源稀缺的限制时都有选择问题。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与人们的生活如此密切相关，于是它就被认为是一门能够学以致用的科学。中国的先贤们在引入这个词时又根据传统的经邦济世思想译为经济学（最早是梁启超先生译为生计学），更加深了这种理解。人们希望学了它，大可以为国出谋划策，小可以发财致富，实现“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夙愿。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正是这种误解种下了经济学成为显学的祸根。
经济学能制定出成功的治国策略吗？在历史上是先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后才有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先有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后才有李嘉图为这种政策辩护的比较优势理论。许多人都指出，先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而后才有凯恩斯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正确地指出：“他（凯恩斯）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用政策，而是先有目的在于医治真正的经济病症的实用政策，再由此引申出他的理论。”〔16〕其实从根本上说，人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或政策都不是经济学家有意设计的，而是人们自发活动的结果。哈耶克指出：“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并且画龙点睛地在发挥作用。”〔17〕经济学家并没有设计出私有制、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只是在解释这些已有的东西而已。
企业和家庭也并不是有意地按经济学家的理论行事，而是根据自己的本能或经验在行事。例如，经济学家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作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家艾特曼和格思里对三百三十四家企业的调查，只有十八家企业认为自己的成本是经济学家说的“U形曲线”。许多企业也不知道边际收益，在实际决策中并没有自觉运用这一原理〔18〕。企业家不懂这些理论照样可以成功，精通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未必能把企业搞好。同样，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但事实上即使经济学家也不会自觉地按这种原则去购物和消费。经验观察告诉我们，消费者的行为更多是随机性的、冲动型的，而不是像经济学家所说的是理性的。
应该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总结、抽象与概括，并用以解释各种现象。市场经济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国家干预理论解释了现实中政府的各种政策。生产理论和消费者理论概括了左右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内在规律。也许企业和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规律，但就普遍情况而言，他们是不自觉地按这种规律行事。正如日月星辰并不知道天体运行理论，却按这一理论揭示的规律在运行一样。
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的定义指出的，它在追求知识。在这种过程中所得出的规律性结论有助于改善世界（注意改善世界不同于改造世界）。例如，我们在解释国家干预政策的基础上可以改善政策，使之更好地调节经济，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背后规律的揭示也可以使它们的行为更理性。但这种作用不同于学以致用的立竿见影作用，也不是学了经济学就可以经邦济世或发财致富。这正如学了物理学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运用于设计机器，或学了化学也不是就可以合成物品一样。把科学运用于实践还有许多工作，理论与实际之间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学没有用，而是说它不是那种能直接带来好处的技术。与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重要的，但它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不能急功近利。只有急功近利的东西才能成为显学，经济学不是那种学了就能发财的东西，当然不应该成为显学。
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悲剧
一种不该成为显学的科学被作为显学是一个悲剧。经济学被作为显学之后热闹得很，但对于需要冷静的科学而言，被捧到热闹显学地位，是祸不是福。每种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经济学成为显学也是如此。我们探讨一下经济学成为显学的背景对它本身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经济学成为显学是因为它受重视。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安排好了一切，企业和家庭无非是听从而已。而且，计划经济者颇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以为可以人定胜天，所以并不按经济中的客观规律行事。经济学除了为政府的现行政策进行辩护和注解，别无他事。但市场经济却使人们认识到掌握经济规律的必要性，也使企业和消费者感到作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性，于是经济学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求助于经济学。经济学越发达，经济学家越多，说明一国经济问题越多。正如战争越多、军事家越走红一样，经济越乱、经济学家越走红。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受重视并非吉兆。越是经济糟的国家，越出优秀经济学家。
经济学受重视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经济学成为显学就决非幸事了。经济学成为显学说明经济学本身和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陷入了误区。首先是人们把经济学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者是一些浅薄的经济学家吹嘘经济学是灵丹妙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吹嘘某种东西包治百病时这种东西一定是诈骗术。没有一门严肃的科学以灵丹妙药自居。经济学当然不能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仅仅是给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启发，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又是另一回事。扩大了经济学的作用是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原因。
迷信产生于无知，对经济学的迷信也来源于对经济学了解甚少。个别自诩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学了点皮毛，以为自己得到了真经，为了卖个好价钱，到处吹嘘推销。要能卖出去，当然要靠广告，吹嘘经济学如何有用就是一种广告。群众的无知是理性的，上当受骗也难免。这样，有人当星，有人追星，经济学就显赫起来了。经济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博大精深，许多经济学家穷经皓首一生也不敢说如何精通。但只知皮毛的人是敢于吹牛的，就我们现实的状况而言，对经济学仍是知之甚少，但却在预言近期要得诺贝尔奖云云，岂非白日作梦？个别号称著名经济学家者到处发表言论，其实略微了解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们连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某著名经济学家称中国发生了严重超速通货膨胀，其实根据经济学中的定义，每月通货膨胀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方可称为超速通货膨胀，中国从未达到这一通货膨胀率，何超速之有？
从社会来看，经济学成为显学还在于转型时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人致富心切，想以最快的速度发最多的财。在各种科学中，经济学似乎与发财最接近，经过夸张或宣传就热起来，显起来了。经济学成为显学是一个浮躁时代的标志，要经历这一段以后，经济学才能回归到正常状态。
经济学成为显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经济学家活跃于各个领域，成为当红名星〔19〕。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批经济学家进入政府参与决策，进入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经济学家发财致富成为名星也是正常的、应该的。但我总觉得，经济学要能发展，总要有少数经济学家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寂寞，认真做学问。这种做学问可以是认真读书，也可以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有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济学才有希望。
我之所以称经济学成为显学是悲剧，就在于对决策者和公众来说，难免受浅薄甚至错误的经济学误导；对经济学家来说，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无法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这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希望在哪里呢？
经济学是摘下光环、走下显学神坛的时候了，果如此，则是国家之幸，也是经济学之幸。
注释：
〔1〕〔2〕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大会上的演讲），收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4、115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5卷，第1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4〕〔5〕〔10〕〔12〕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第19、28、33页。
〔6〕西尼尔（1790～1864）在183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探讨了摆脱价值判断的纯经济理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6年）；萨伊（1967～1832）在183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导论”中探讨了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7〕转引自布赖恩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95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初版的序”，人民出版社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