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9-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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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既有两情相悦若上述之“铁”，也有劳燕分飞的种种涉外离婚案。 1908年，清朝大理院推事李方向顺天府尹衙门提出与其英国妻子离婚（中外离异第一案），此案实“为吾国前此所未闻”者，而男方理由竟是女方“不守妇道”。夫妇仳离后中国报纸的报道令人莞尔，谓“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近代野史奇观》），幸灾乐祸和“酸葡萄”心理，溢于言表。
三、潮流下的国家法律（制度）安排
1840年中国被迫面向世界，随着商务贸易、外交事务以及留学甚至“猪仔出口”（当时对劳工外出的贬称）等，中外通婚，成了事实，相应的法律文件也先后出世。最早的法律文件就是1888年的《中德人民互相嫁娶归夫治管辖章程》和1889年中意两国的有关照会。它们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中国妇女嫁与洋人，男方须报知当地官员取得合法性，中国妇女凡嫁与洋人者则“应归其夫治管辖”；若中国男子娶洋女，“亦应援女嫁从夫之例，归其夫治管辖”；嫁娶前后若犯有涉及法律案件，其审断权，女犯“因而远嫁异国希图逃匿者，一经查出此情，其所有犯罪之处仍当由中国地方官提讯归案”〔4〕。除了其时不分中西的男权压倒女权外，这些条约还算是平等的。其后，面对“欧化东渐，竞事猎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清稗类钞》）的走势，清朝学部也于1910年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人结婚（谓其弊有三：“当修业之际，家室之累重即学问之念轻”；“外洋女子习尚较奢，而游学生之学费有限，赡养既多所耗费，即学资易致不给”；“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但是这些都不能奏效。这就是人们俗话说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办呢？博弈的结果：“政府日前集议：观值五洲交通，中外联姻似不可禁，然亦必略加限制，方足以杜流弊。已决定嗣后凡中国人缔婚它国，须先禀明华官，如系本国外交家或海陆人员，概不准私与他国缔婚，以防窒碍。”（1910年2月21日《大公报》）〔5〕
不过，人员外出，眼见为实，姿态和心态也有微妙的变化，“安土重迁”的传统锢习逐渐变成“人往高处走”。这流失的人员中许多就是因“国际婚姻”这一“温柔”的形式一去不复还的，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吾国人物之精华。于是主持中国教育的官员心急如焚，这好不易培养成才又以国内省吃俭用的有限资金派遣留洋的学生，一旦为他人之夫或妻，也就不再可能为我所用矣，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1918年7月世界大战将结束时教育部即下令限制留学生与洋人结婚（《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六册），然而鞭长莫及，它的有效性是大可置疑的。
四、百年绮梦
留学生引领时代风骚，又是男女好合的年龄，自然成为此后中外通婚的主体。
就说百年风云，中国向日本学习，青年踏浪东去，趋之若鹜，像汤尔和、吴鼎昌、蒋百里、方宗鳌、殷汝耕、郭沫若、田汉、陶晶孙、苏步青和鲁迅的两个弟弟都娶了日妇。我曾在的一所大学有位前辈是毛泽东的“一字师”（毛的《长征》诗，有“金沙浪拍云崖暖”之句，彼以为其中之“浪”字与“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重合，不合体例，遂上书建议改为“金沙水拍”，毛欣然接纳并复函致谢），这位罗先生先前也娶有日本夫人，后来在“革命”的场景中就被“革命话语”斥为“日本特务”了，于是仳离，再后索性娶了身为“劳动人民”的保姆。
向俄国学习以后，蒋经国、李立三、萧三、王炳南等等则娶了俄国和德国的少妇（参加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李德、马海德、柯棣华、林迈可、沙博理等则娶了中国女子）。他们的夫人有的从此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园，也就遵守中国妇女的操守，相夫教子，如蒋方良（她五十岁生日时，公公蒋介石题赠四字以慰勉：“贤良慈孝”）；有的后来也随丈夫的不幸吃尽了苦头，如科学家汤佩松的加拿大籍夫人，以营养不足和缺医少药，竟至双目失明，不得已于怀孕中携带了两个孩子从战时的后方昆明逃回娘家，后来汤先生去探亲，他的夫人吃怕了苦也就不再随夫君回中国了，而汤先生搁不下祖国，二人递告参商。这样的例子还有韩素音的父母。这倒罢了，以中国百年历史的激荡和革命的不时“继续”，难免就有吃尽苦中苦的夫人们，如李立三、萧三的妻子李莎、叶华以及“红色囚徒”唐有章的妻子伊柳辛娜等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日昌的夫人则因“非我族类”，不意间被视为“国际间谍”，沉冤莫白，曹夫人凛然割腕自戕。等而下之更有“老大哥”时代无数的阴差阳错。我小时候有家邻居，他们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丈夫是中国人，妻子是苏联人。彼时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后来中苏交恶，自然会影响到这样的家庭：或者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劳燕分飞，或者大义断亲厮守一方。我的邻居也就在中国生下一对双胞胎：露意莎、玛丽雅，一对可人的混血儿，到了“革命”跃上层楼，人人大反修正主义，这一家子也就与另一家中苏组合的家庭干上了架，彼此斥骂对方为“修正主义”，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煞是好看，而到了“革命”落潮、重倡建设之际，这两家人也就被落实政策，先后返回“前苏联”去也，只留下两个可人的混血姑娘嫁为人妇，再后也竟不知去向，或许追随其父母去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俄罗斯，总之好似惊鸿照影，人不见了。
有些“中外组合”的家庭中，夫人们则难免起过不好的作用，比如中国文化史上的伤心事：周作人与兄长的失和、互为参商以及后来的“下水”，恐怕都逃不掉夫人的干系。还有汤尔和、方宗鳌、殷汝耕等的夫人们。当然，我们不能学先人的“祸水”论，把罪过推给妲己、褒姒。
有的却是无尽的无言的悲哀了。郭沫若潜居日本十年，后为抗战亟亟归国，那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是何等伤痛。安娜夫人后来的境遇又是何等凄苦。谁能数清国势颓危之下有多少露水夫妻和棒打鸳鸯。不离散的，有的还要蒙受难堪的委屈。比如冯玉祥那本一时洛阳纸贵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其中说到蒋百里先生之死，竟臆断蒋夫人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之战，说“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遂将百里先生毒杀，此当系不实之辞。
我浙大前辈百里先生，一等人才，惜乎不能为世所用。他是日本士官学校“中国三杰”之一（余为蔡锷、张孝准）、后为民国将军摇篮的保定军校的校长，却在兔起鹘落的国事蜩螗中向隅而终。当年蒋校长以治校有亏自责，拔枪自杀，幸不死，由日本护士护理，疗伤期间日本护士精心照看，日久生情，女护士又嘱以日本“忍者”的理念，所谓忍乃大勇者之所为，于是好合。中国近代以降急剧落伍，先前日本女子曾以嫁中国男人为荣，马关条约及日俄之战后日本举国上下却小觑了邻国，至于有女子以嫁中国男人者为耻者。蒋先生情重如山，致书云：“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陶菊隐《蒋百里传》），这才不折不挠结为连理，此后恩爱，自不待言。左梅夫人尝语百里先生为中国文武兼资的人才，惜乎怀才不遇，其实是中国之损失，这也不尽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而是惺惺相惜了。百里先生被“小蒋”（介石）以参与擘划倒蒋而软禁，左女士抄寄中外名人狱中事迹，以为砥砺。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应该是两难的处境了，她却表示：从二十二岁始，我就在日本死了，以后，是穿中国衣，说中国话，不和日本人来往，甚至与娘家也断了联系，也不教五个孩子（其中之一的蒋英女土即钱学森夫人）一句日本话，完全用中国习俗和传统教导她们。中国抗日，她也变卖首饰，买布为中国伤兵制作纱布绷带，加入中国的抗战中。不幸蒋先生以宵旰忧劳病死在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任上，中国失去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今天他的著作《国防论》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不要忘了左梅女士是这位俊杰背后的一个支撑。然而她得到什么呢？“她在内地尝遍了人生的辛酸苦辣，不但受人们的歧视，而且不时有冷酷的眼光盯住她，指着她的背影说她是日本人”《蒋百里传》）。同样的例子，战时浙大的苏步青夫人是日本人，学校西迁沿途所到之处都要对其一家检查盘问，竺校长爱惜人才，怕伤了苏教授的心，亲自从省长朱家骅那里讨了张“手令”，军警这才给予免检放行，后来苏教授感恩竺校长，由这点小事体会其人的有心、伟大。
五、 再卷风潮
早先的德龄、罗迦陵、陈香梅、张爱玲、靳羽西以及纪政、聂华苓、三毛、张曼玉等可以存而不论，此后是大陆女子纷纷渡洋外嫁，一改近代之初中外婚姻娶多嫁少的走势，一时“先进”女子必得高鼻子蓝眼睛男士为首选，且大有罄尽妩媚靓丽之势，流风所及，中国男子大有失落之感，所谓“几乎每当一个中国女人的手伸向洋绅士的时候，一个中国男人就在她身后倒了下去”的悲恸触耳可闻，以至有1994年澳洲华人社区的一场大争论：某女士放言“做爱精彩的西方男人到处都是，十个人中起码有八个精彩，两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是十个中两个马马虎虎，八个很糟糕”。〔6〕
人为阻隔若干年后跨国之恋的带头人无一不是“英雄”或“英雌”之属，他（她）们好似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回忆一下那时沸沸扬扬的风波吧：新中国第一位与外国人相恋而告成功的中央美院女学生宋怀桂，不是惊动了中央领导（周总理）才能喜获连理？南京大学女学生奚晓柔，竟在严酷的外界干涉下跳楼自杀！此后，北京女画家李爽与法国外交官的相恋，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张谆与一外国留学生的相恋也一波三折。根深蒂固的陈见、传统的偏见、可怕的“大众民主”的口水，会制造多少人间的悲剧！于是，在那种环境下，如果不是一两位通达、明智的领导人出面主持公道，还会有多少生死离别的中外情侣？辽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