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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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痛苦心志，以及他们特有的坚忍顽强。而当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无法不向他们脱帽致敬。　
　　一、文化归依：宗法人伦的血脉传承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都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宗法人伦。“中国传统的民间生活与文化，尽管同上层有极大的分别和对立，但在宗法人伦这个基点上又是一致的、相通的；官方是一家一姓要统治天下，民间则要争各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有斗争，又可以结合与转化。……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儒家思想对中国宗法人伦文化的深切把握及其正统地位的深厚根源。”“师父徒弟、师兄弟等等，结成类似家族的团体。好朋友也要拜个把兄弟才算亲密。”“种种会、帮、道、门的民间结社形式”，尽管“也常常打着宗教旗帜，用教义联络和发动群众，但仔细去看，其基本思想与组织还是家族制的。”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儒家文化最大限度地契合了这种宗法人伦文化的本质特点，所以才能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树立起牢不可破的正统地位。因为它不仅被统治阶级所看重和利用，而且其深厚的基础扎根在民间，扎根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　
　　这样的基础也同样扎根在广大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尽管处于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之下，但作为汉民族本质特征之一的宗法人伦的文化血脉，并没有也不可能因异民族的血腥统治而被抹杀掉。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一体性，决定了两岸人民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人格方面，都是相似乃至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可以作为中国宗法人伦的文化心理标本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吕赫若笔下，那些被作者刻意赞美或同情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传者，他们承载着几千年以来的家庭伦理道德。他们无一例外地充满着对父母最深厚的情感，并勇敢地承担起家庭赋予他们的责任。《风水》里的周长乾老人、《石榴》里的金生、《清秋》中的耀勋等人物形象莫不如此。　
　　在《风水》和《石榴》这两篇作品中，都有一段对主人公梦见自己父母的描写，而且都是主人公愧疚心理的体现。金生在梦里见到父母，受到父母的责问，正是其愧疚于自己作为父母的长子和兄弟三人中的长兄，在父母过早去世以后没有尽到照顾好两个弟弟的责任的心理显现。而《风水》中的周长乾老人，连续梦见自己死去的父母，也同样是愧疚于自己不能按时给父母“洗骨”，使双亲的灵魂早日得到安息的心理外化。他们都把父母放在了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同样，《清秋》中的耀勋之所以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乡下的老家，主要就是为了尽到对父母和祖父的孝的责任。身为长子长孙的他，把自己在家乡的小镇上早日开办诊所，也视作对父母尽孝的一种行为。　
　　笔者甚至以为，《清秋》这篇小说描写最为细致、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系列细节，就是对耀勋在父母面前的那种拳拳之心的刻画。这种对亲情的看重，特别是对父母的尽孝之心，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并洋溢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描写道，耀勋回到家乡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他在家乡小镇开设医院的计划却屡屡受挫，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开设医院的许可证还没有下来。耀勋尽管心里很是着急，但他总不愿在父亲面前提起此事，怕“摧毁急着要自己开业的父亲与祖父们的期待”。当他在无意之中说出此话的时候，“由于事出突然，他脱口而出。糟了！说完后，立刻噤口”。他对此的表情反应，竟然是“因狼狈不堪而面红耳赤”。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所揭示的、主人公耀勋对父亲和祖父等长辈的细致周到的体贴，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再如，当耀勋看到生火做饭的母亲日显苍老时，作者也重墨浓彩地刻画了他那微妙细致的心理活动：　
　　　
　　充满着孝养之念站在母亲的身后。然后伸手从母亲的手中接过树叶束，蹲下来时，眼前母亲特写的白发之多，令他大吃一惊。漫不经心中，劬劳的母亲快速老化，一点也看不出来才四十六岁。眼前母亲的身影刺痛他的胸口。认真回顾自己兄弟两人在东京悠哉读书的背后，隐藏了多大的牺牲。为了让兄弟两人能出人头地，默默地承受着劳苦日子的煎熬。思及父亲老态的身影，如今眼中又映出母亲的白发，他想现在该轮到自己尽孝养之道。因此，先决条件还是医院要开业。责任感促使他闭目轻咬着嘴唇。　
　　　
　　虽然父母两人的岁数都不算大，但生活的压力与岁月的沧桑却使得他们过早地显出了老态。特别是四十六岁的母亲却已经白发苍苍，这对充满孝心的耀勋来说，的确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眼前的景象又促使他感念父母为自己和弟弟读书求学而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们为儿女的日夜操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全身心地爱着自己的父母面前，耀勋所感受到的是无以回报的复杂心情。　
　　另外，与这些被作者赞美与同情的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赫若笔下的那些“反面”人物形象，恰恰在对待父母的孝心、孝行上“过不了关”。作者对他们给予揭露和批判的重要理由，也是在他们违背家庭伦理和起码的人之常情方面。《财子寿》里的周海文，母亲去世后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哀伤与痛惜，甚至因为斤斤计较一些蝇头小利而不参加正常的丧葬礼仪。小说描写道，在母亲的葬礼上，海文“不仅没穿丧服，法事时也没有加入遗族们的行列，一个劲儿地在家中忙着来回踱步”。这说明到了海文这一类人那里，已经连一些外在礼仪的伪装都坚持不下去了，自私自利的本性不仅填满了其心胸，而且没有任何顾及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他心目中，母亲的去世和妻子的发疯，远不如丢了几十块钱财更加重要。而《风水》中的周长坤等，则为了自己的私欲和不可告人的肮脏心理，把起码的传统伦理道德都抛在了脑后。他之所以坚决阻止大哥按照传统习俗、对死去的父亲进行迁坟“洗骨”，仅仅是因为听信了风水地理师的谗言，认为自己家这几年的发迹得益于父亲“风水”的庇护。那充满迷信色彩的“风水”观念，完全成了他用来发财致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周长坤对病重的母亲却毫不关心。在“目睹疾病缠身的老母衰弱的情景，一确定医生也束手无策时，立刻带地理师上山找地，就是为了寻找老母的墓地”。作者愤怒地讽刺道：“在他的头脑中，忙着找老母的墓地更胜于老母的病况。”但是，此后不久周长坤家发生了几件不幸和意外，他又出尔反尔地认定是母亲的“风水”败坏了他家的“家运”，于是母亲的尸骨未寒，他就违背情理地非要给其“洗骨”不可。其结果就是，将母亲的尸身暴露在野外。——通观全篇小说，这个人物完全是以一副蛮不讲理的不孝子的嘴脸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至于那些只知任凭自己的本能泛滥、不求上进、肆意挥霍而荡尽家产的“败家子”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大不孝的典范。从传统伦理观念来看，他们既对不起祖宗父母，又愧对儿女子孙。吕赫若理所当然地对这类人物充满了鄙视和批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重视家庭伦理、承担起应有的家庭责任、以及对于爱情的忠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始终是吕赫若作品中所深藏着的基本价值观念取向和道德观念。另外，他也从对待亲人的态度入手，深刻暴露了周海文、周长坤等人冷酷无情又肮脏自私的丑恶灵魂。　
　　其实，“亲亲”作为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之一，无疑也是人类善良本性的一种基本表现。中国古代的圣人们正是由“亲亲”起教，渐渐积厚道德的。孔子曾说：“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孝经》。而爱国爱民，尊祖敬宗等道德情怀，也是由“亲亲”这一最基本的情感加以生发、升华出来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再强调：“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同①。而政治家们也反复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应该说这有一定的道理。倘若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怎么能指望他能够进一步爱他人爱社会爱祖国呢？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爱他人，爱集体，爱祖国等今天被我们广为推崇的道德品质，大抵也是由“亲亲”这一起码的情感所启蒙和不断积累而来的。《孝经》还进一步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样的话语是符合一般的道德反应逻辑的。当然，封建统治阶级把孝极端化、绝对化，政治化，甚至加以歪曲和改造，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极大污染。但孝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脉与精义所在，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正像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孝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结晶升华，逐渐发展为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观念之一；孝意识不仅在汉民族表现得极为博大深厚，而且在各个少数民族中也同样普遍地崇高与隆重向心凝聚效应。中国的孝意识不仅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孝学理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乃至当代的道德理论基础。而在今天日新月异、经济大潮涌动的世纪转交之际，如何认真清理和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资源，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吕赫若半个多世纪前的艺术表现，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吕赫若着力塑造的那些富有道德感与责任感的人物形象，在家庭与家族中大都处于长子或长孙的位置。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与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密切相关的。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帝王传位制，除了在殷代曾实行过“兄终弟及”制以外，自周代以来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嫡长制一直是王朝与家族传位的主要形式。这种嫡长制深刻地反映了父系社会生殖崇拜的文化心理特征。长子作为父亲血缘最直接最迅速的传递者，他与君王或封建家长保持着最大可能的血缘纯粹性。而在这样文化氛围的长期作用下，旧家族里的长子或长孙往往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自己理应为这个家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理应在弟妹面前树立起一种人格榜样。这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最为人熟知的例子莫过于现代作家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人格反差了。尽管同样经历了家道中落的遭遇，但作为长兄的鲁迅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家族责任和对于长辈的义务，家族的不幸在他心灵中蒙上的阴影显然更为严重，而他那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显然与他从小就形成的对于家族与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有着密切联系。而作为二弟的周作人则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