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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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主人公之口所向往的，是一种单纯、自然而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种达观、自信而知天顺命的人生态度。　
　　对于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吕赫若都表现出了无比的热爱与依恋，而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怎能容得下异族铁骑的践踏？吕赫若在这里不也同样隐含着对像“患了梦游症一样”四处扩张侵占他人土地的日本侵略者们的抨击吗？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乡土田园与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依恋，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所谓“本土文化”，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汉文化传统。在日据时期，正是这种本土化的汉文化资源对于抵抗异族的殖民同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有这种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的决不止吕赫若一人，而是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共识。例如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曾这样谈到日据时期的祖国爱：　
　　　
　　……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吴浊流：《无花果：台湾七十年的回想》，（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心目中，爱台湾与爱祖国是完全一致的。这和当今一些狂热鼓吹“台独”论者人为地将“爱台湾”与“爱中国”对立起来、甚至将岛内主张与大陆统一的台湾同胞斥责为“卖台”一类的喧嚣，是何其不同！　
　　三、以普通人情人性消解政治“皇民化”　
　　在吕赫若心目中，始终把日本殖民当局与那些在台湾的普通日本百姓作了严格的区别。日本殖民统治瓦解前后，不少人不无偏激地把对殖民当局和法西斯统治者的愤恨，迁怒于在台湾的日本百姓身上。这种过激的情绪化做法，从长远来看，对两国人民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感与反对，吴浊流在创作于1949年5月的小说《菠茨坦科长》中，曾通过女主人公玉兰的眼睛这样描写日本战败后不少日本百姓生活的困顿景象：“日本的战败马上影响到天真无邪的小孩，很多小学生可怜地在马路上卖香烟。……那叫卖的声音刺人心腑，流露出生活的困苦，听着使人悲伤。……忽而看见每一个日人脸色都是凄凉的。不但如此，只短短几个月间就完全落魄憔悴的面容，令人一惊。白嫩的女孩子，年轻的太太，女性知识分子，主妇等在马路边铺下席子在卖家财什器，文雅的茶橱、长火盆、南部铁罐子等不用说，弘法的字，大观的画都一一落入利欲病者的手里去。……停战以来尚未经过多少时间，可是不论哪一个日人都象老了十年似地使她感到不可思议。”作者还通过玉兰的口吻感慨道：“他们那种心境是不难想象的，能不禁一掬同情之泪？啊！战祸这样波及无辜之辈，不论是非战论者或是反战论者，都一同罹难，遭池鱼之祸。”吴浊流：《菠茨坦科长》，收于《台湾乡土作家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7—98页。的确是这样，日本广大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法西斯统治与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幸命运同样值得我们同情。而两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心灵共同铸成了反抗法西斯统治与殖民侵略的钢铁长城，加快了殖民统治者们必然灭亡的历史进程。　
　　吕赫若对日本人民及大和民族的理性认识，通过这样一件小事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来：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消息公开以后，台湾人民一片欢呼，长期感受到被殖民奴役的屈辱并身受战争之苦的吕赫若更是兴奋异常，但即使在那样情绪高涨的特殊时刻，吕赫若仍然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据与张文环、吕赫若等交往甚密的日本友人池田敏雄记载，他在1945年10月11日遇见过吕赫若，两人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馆里曾作过深入的交谈，吕赫若向他反复申明的一个意思就是：“我虽然讨厌日本政府但并不讨厌日本人。”转引自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9页。而且，吕赫若对日本普通百姓的正面表现，以及对两国人民之间朴素友情的真诚祝愿，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基础的。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有一位三哥，年轻时候曾经到日本学习，他学成返回家乡时，与一位名叫五十岚的日本人同行赴台。这名日本人曾在林家住了很长时间，双方相处得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五十岚后来不幸病逝于台湾。在其生病期间，还多亏了林家大小的悉心照料；他去世后，又是林家人帮助处理了他的后事，遗体火化后才由其家人来台领回。《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27页。吕赫若很可能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创作了《玉兰花》这篇小说，尽管他把故事本身的悲剧性结局改造成了喜剧，但中国普通家庭对来自远方的日本客人的悉心照料与真情祝福，却是一以贯之的。吕赫若的儿子吕芳雄还回忆到，吕赫若一家在东京居住时，尽管生活比较艰难困苦，但吕家与左邻右舍的关系相处得还算融洽。周围的邻居并未因吕赫若一家是台湾人而明显地歧视、排斥他们。住在隔壁的邻家小女孩，还每天与吕赫若的大女儿一起上下学，成为要好的伙伴。《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9页。正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基础与真切的人生体验，吕赫若才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了普通日本百姓的善良朴实、平易近人的特点，没有把所有的日本人都塑造成青面獠牙的鬼怪。　
　　如果撇开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谈，单就《玉兰花》这篇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单纯与美好来说，实在让人感动不已。作者故意避开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皇民化”的时代背景，而刻意表现深藏在民间的淳朴友情与真挚关爱。这些普通的底层百姓或许并不了解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腥与仇恨（或许只是偶有耳闻），甚至没有完全理解“民族”、“国家”一类词语的真正含义。他们只是凭着自己善良朴实的天性，欢迎、接待着远渡重洋来到自己家乡的日本友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正像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日本友人铃木善兵卫不幸身患重病的时候，他们又以最真实朴素的方式（如按照民间流传下来的“招魂”仪式），祝愿重病缠身的日本友人早日康复。——在这里，两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恩怨纷争，似乎并没有影响最普通最底层的百姓之间的真情交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差异（甚至是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通，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结成深厚的友谊。可见美好人性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全世界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全世界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里的人们，尽管各自的语言和环境迥异，彼此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都不一样，但我们的心灵却是相通的，因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对爱、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都有着对善良、正义等正面伦理价值的肯定，都有对暴力、残忍、邪恶、虚伪等负面伦理倾向的否定和厌恶，我们大都热爱和平、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足下那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都热爱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一旦离开故土和亲人，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思念和牵挂，对于大自然和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我们大都赞叹不已而又不胜惋惜。这些基本信念的相通和基本感情的相似，是我们彼此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基础。而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与战争，更多的时候只是别有用心的上层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或者利用长期形成的误解、隔膜与偏见，而诱使或强迫他们统治下的普通群众为其效力才导致的。　
　　作者以一位天真、童稚的儿童的视角徐徐道来，也足以显示出作家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良苦用心。关于这一点，不少论者早已注意到并作了较为中肯的论述：　
　　　
　　该作刻意以幼童观点写成，以其朦胧之认知，铺叙故事，可说有意部署童騃的迷濛视界，此不仅刻意局限了幼童的认知程度，也有意超越于种族、文化之上。易言之，吕氏以一个尚未形成文化、种族阶级观念的稚童观点，以及彼此间的言语不通仍和乐相处之情形，摒弃文化之差异，超越社会制度之囿限，而探讨人性之本质。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78—479页。　
　　　
　　笔者甚至认为，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借对人性之纯真美好的赞颂，含蓄地表达了对殖民者奴役台湾人民的不满与抗议。因为透过“我”的一双充满童稚、不谙世事的眼睛所看到的，几乎全是美好、善良与单纯，他哪里想得到人世间的复杂与凶险，哪里感受过人生的苦难、罪恶与仇恨！事实上，决不是所有到台湾来的日本人都像他叔父领来的朋友铃木善兵卫那样和蔼可亲，目的单纯。更多的时候，这些日本人来到台湾这片美丽、富饶而陌生的土地，决不仅仅是探亲访友、观光旅游、充当“食客”，而是怀抱着贪婪和罪恶的欲望而来，是为了霸占台湾、奴役台湾人民而来。小小的“我”怎能参透其中的玄机呢？　
　　相对而言，同样是与“皇民化”有瓜葛的短篇小说《邻居》所体现出来的一对日本普通夫妇的舔犊之情，应该说更为真切自然。作为日本人的田中夫妇因为膝下无子，于是试图抱养一个台湾小孩阿民，来承继自己家庭的香火。因为阿民刚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环境，自然哭个不休，这可忙坏了田中夫妇。作者在冷静地写出他们对养子的爱不无自私成分的同时，又尽情渲染了这种感情的深切真挚。小说描写道，因为阿民的到来，已经人到中年的田中夫妇似乎焕发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田中氏每天很早就回家，迫不及待与小孩团聚；而一回到家，他就立刻把礼物举到眼睛的高度逗着宝宝玩耍。还经常“以刮过杂乱的胡子摩擦阿民的脸颊”。然后来不及换衣服，就抱着阿民进入“我”的房间，仿佛把自己最珍爱的宝贝炫耀一番似的。而田中夫人“那张难得化妆、显得年轻的脸”，也“因漾着笑意而扩散开来”。孩子稍一哭闹，她就急得在厨房与榻榻米之间来回奔跑，想方设法安慰阿民。他们这种疼爱之心，连作为旁观者的“我”也深深地受到感染：“目睹田中夫人摩擦小孩脸颊的爱抚动作，有种接触到美丽东西的感激心，无法再言语。”　
　　这的确是令人感动的，尽管日中两个民族在当时正处于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但两个民族中的普通成员却有着共同的人性人情；尽管日本籍的田中夫妇与台湾籍的李培元夫妇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与等级差别，但他们都爱着同一个孩子——阿民。作者在这里所宣扬的，恰恰是一种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类共性，一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人伦之爱。爱自己的孩子，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