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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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依靠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已经有意无意地颠覆了“皇民化”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把一个看似“中日亲善”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叙述成了揭示中日两个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民族压迫的文本。
四、小小的结语：睿智而顽强的抗争之魂
笔者始终坚信，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范围内可能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在某些时候，艺术家们也可能迫于外力，被迫屈服于政治高压而创作出一些违背自己初衷的艺术作品，甚至使艺术的本真精神发生扭曲与变形，但是，这些作品因为包含了创作主体大量的才智与心血，尤其是这些作品含有的审美因素，它们也就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心灵与情感的写照。那么，这些艺术作品就已具备超越特定时空的永恒意义。正所谓“屈宋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封建王朝与帝王将相或许早已烟消云散，但那些以此为歌咏对象的诗篇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永恒的意味。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欣赏战国时代专供王公贵族们演奏的编钟舞曲，仍然能在耗费了劳动人民大量心血而专供统治阶级居住的故宫宫殿里流连忘返，恐怕并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忆苦思甜”，而主要就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审美需要；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对这些伟大艺术品的审美过程中，让心灵感受到震撼乃至净化。因为正是在那些伟大的艺术品身上，体现出了人的精神、人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对那些包括吕赫若在内的与皇民化有瓜葛的台湾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在今天当然也不能（事实上也没有权力）完全给予否定性的评价。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早已结束，但那些与殖民统治有关联的、甚至与“皇民化”有瓜葛的艺术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可读性，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而且作为一名小说家，如果他能够真正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良知，把客观写实的精神贯穿到作品的创作之中，那么他总能或多或少地突破自己的意识形态限制，忠实地记录下特定时代的人民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从而使得后人从那些表面上“响应”某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之中，也能窥见到那个时代最深处的真实一面。这些作品本身也就具有了某种永恒的精神意义和社会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吕赫若的这几篇“皇民化”作品并没有随着日本侵略当局的垮台而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相反，在日本殖民统治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散发着艺术的芬芳。应当说这得益于作家在殖民高压下坚守的良知底线，和他所采取的机智勇敢的回应策略，以及他自身所具有的珍贵的艺术天赋和客观冷峻的写实主义精神。毫无疑问，吕赫若属于那种“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的一类人，他在艰难的殖民高压处境和战争狂热的“皇民化”社会运动中，刻意与殖民当局拉开距离，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清秋》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把嘶声呐喊的内涵藏在心中燃烧，回避对战争体制的批判，更规避了对疯狂战争扭曲了人性的责难，对尖锐的种族问题的矛盾也暂时不谈，但是他更不歌颂皇民化运动！”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0—21页。
此外，自然也得力于作家对文学艺术模糊性、多义性的巧妙利用。众所周知，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往往具有丰富性与模糊性的特征，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文学理论中“形象大于思想”的常识性观点，就是这一特征最好的注脚之一。西方人早就有“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中国学者对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着众说纷纭的解读。从另一方面来说，一部（篇）文学作品能够被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接受，并能加以不同方式的读解与感悟，这足以说明它内蕴的丰富与艺术水准的高超。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并精通音乐艺术的吕赫若，对文学的这一特质显然非常了解并有着自己独特深邃的感悟。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对此作了巧妙的实践与尝试。为了达到超越“皇民化”意识形态的目的，作者常常选取一些非常人性化的题材加以表现：《邻居》中刻意表现的父母对于孩子的舔犊之情；《石榴》、《清秋》、《山川草木》等作品中对家庭责任的表现；《风头水尾》展示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勇气和信心；《玉兰花》中对于朴素自然的友谊的倾情讴歌等等。作者对这些超越了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区乃至超越了民族差异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的刻意渲染，无疑显示了作家独特的艺术匠心以及在皇民化高压下的良苦用心。
海峡两岸的一些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牛车》看作吕赫若的代表作，以至于提到吕赫若，马上就要想到他的《牛车》。不过笔者更喜欢他后期的《石榴》和《玉兰花》等作品。无论是描写的细腻真切，还是情感的委婉含蓄、隐忍坚强，似乎都要比《牛车》略胜一筹。——当然只是笔者个人的审美偏向而已，不过这些作品也很容易使笔者联想起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
第二节 自我批判与男性软弱者形象的塑造
吕赫若虽然从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他的小说作品绝大多数又以日文写成，所受日本文学及日本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但他毕竟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式的现代文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吕赫若有意识地彰显的具有浓郁汉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民风民俗以外，他通过作品无意中显示出来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意识，也与日本文化传统有着天然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恰恰体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那些最本质的文化心理观念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吕赫若笔下的一系列男性软弱者形象塑造，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柔性特征密切相关，但又何尝不是吕赫若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曲折表现？这样一种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的意识，因为殖民高压的特殊处境而显得格外沉重。
一、“貌合神离”：吕赫若小说与中日文化观念的本质区别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16世纪的欧亚大陆划分为西欧文明、东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远东文明六个文化圈。这种划分不一定准确，而且日本文明能否与其他五个文明圈相提并论，恐怕还会有争议。但笔者认为，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独特性的充分重视，是不能不给我们以启示的。大和民族虽然向来以善于吸收异国文化、并借助于异国文化迅速发展自己而著称，但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心理传统，尤其是由岛国相对封闭和狭小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在几千年日积月累中形成的恒常而稳定的文化心理意识，不可能因为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而发生根本改变。一方面，在普通日本人的民间生活当中，应该说始终有一个类似“独立王国”般的领域，是包括中国的儒教与西方现代文明观念等外来文化所无法进入的。而恰恰是这个“独立王国”，才构成了日本文化传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实质性内容，正是这些实质性内容，造就了大和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在接收和引进（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异国文化在逐步被本民族成员所接受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异，从而与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有了很大不同。实际上，两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不会因为相互的交流与融合而实现彻底同化，除非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彻底消灭。
从这个意义上讲，受汉文化孕育而形成的台湾人的文化心理与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着天然的深层次的异质性的。这些深层次的差异与冲突，恰恰是中、日两个民族在那些最为本质的文化心理观念上的根本性冲突。日本殖民主义者一厢情愿地幻想依靠自己的强权统治，就能摧毁台湾民众代代相传的汉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独立王国”，把台湾人“改造”成殖民统治的忠实顺民，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完全“同化”台湾普通民众的心灵，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因此，在吕赫若等现代台湾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心理冲突，恰恰是中、日两个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差异与冲突的具体反映。尽管吕赫若生长在殖民时代，他在学校里接受的主要是日语教育，在殖民高压下甚至被迫用日语写作，但他作品体现出来的汉民族文化特质，恰恰印证了他与日本文化之间“貌合神离”的必然关系。有学者在比较中日现代文学时指出：“在考察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国文学中，日本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日本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处在一个饶有趣味的矛盾统一体当中。一方面，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引人注目、触目显眼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又多是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的，而不是深刻的和本质的。”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这虽然是针对整个中日现代文学而言的，但借用来论述作为个案之一的吕赫若的作品，又是何其准确贴切！
笔者在前几章里已较为详细地列举并分析了吕赫若小说中的汉民族文化特质，在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某些观点，参考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从几个最明显的角度，来粗浅地谈一下吕赫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根本性差异。
首先，中日两国虽然都把家与家庭看得极重，但“家”的具体观念却有着很大差别。“日本人家庭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在这种观念下，血缘的纽带关系可以趋向淡薄，家庭里的外来人如妻子、儿媳、就赘女婿，比亲兄弟、亲姐妹，亲女儿可能更重要。以经营为目的的家庭，在削弱血缘关系的同时，能够吸收非血缘关系的成员，可以让外来人作后嗣或继承人，甚至可以吸收仆役、管家为家庭成员。”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02页。这样的文化心理观念与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普遍看重完全不同。中国人“家族”及“宗族”等群体组织的形成，其实都是基于对血缘承传关系的充分认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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