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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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是个叛教者，基督教的敌人。这种舆论在全国广泛传播，影响很大。1698
年彼得一世回到了俄国，他没有按常规先到克里姆林宫朝拜伊维尔斯基圣像
和其它有灵的圣像，而是马上到居住在佛尔托沃的德国人那里去了。而后，
彼得一世开始干预人们的服饰，他强制人们剪胡须，裁短长袍，并改变历法，
废儒略历，使用格列高利历。这一切使神甫和贵族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破坏
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赖以生存的老规矩，是彼得一世反基督的证明，必然会
给俄罗斯带来灾难。反尼康改革的旧礼仪派，又想起了那个世界末日的故事：
1699年，俄国要出现反基督的人 （正好彼得一世1698年回国），1702年就
将是世界末日。不单旧礼仪派，国家教会也加入到反对彼得一世的行列。牧
首阿德里昂写出自己的公开信，大骂剪掉胡须和裁短长袍的人，诅咒他们将
在“蓄着美髯的使徒和正直的人们面前接受严酷审判。教会有人还使用巫术，
制造种种所谓上帝显灵的神奇怪事，如圣像更新、钟声自鸣、圣像流泪等。
这些东西并没有吓倒彼得一世，他不信邪。1720年，彼得堡一个教堂里又发
现圣母像哭起来的事，彼得一世马上查明了制造这种怪异事件的肇事者，给
予严厉惩罚，并把圣像送到古董陈列馆去了。
为了推行新政，波得一世对来自宗教势力的反抗进行了残酷镇压。但他
并不想真的完全摧毁宗教，只是想从组织制度上做改革，限制宗教势力，使
其完全听命于自己。按原苏联宗教史学家约·阿·克雷维列夫的看法，“彼
得一世是个非教徒，无论何时他对任何信教的人都不怀有特殊的敬意。”①
但是，他又离不开东正教。东正教是俄罗斯帝国立国的支柱之一。从基辅罗
斯时代，这个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沙皇政权是先扶植宗教的统一，而
后再通过统一的教会控制全国的。
1721年，彼得一世着手教会制度的改革。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
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另一个是使教会按组织和行政系统隶属于国家。
应该说，教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它对国家及皇权的盛气凌人的态势也是
沙皇们造成的。在基辅罗斯时代，大公国确立了以东正教立国的基础，引进
东正教，并拨给教会、各修道院大量土地和农奴，作为其活动经费。以后，
各代统治者为了笼络教会人士，对那些俯首贴耳的教职人员和他们所在的修
道院又屡屡馈赠财产，教会和高级神职人员实际上也成了大农奴主。世俗财
富刺激教会人士的贪欲不断膨胀，他们总想从国家，从沙皇那里更多地夺得
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危害了沙皇们的利益，从伊凡四世 （伊凡雷帝，1533
—1584年在位）始，历代沙皇曾多次想办法控制教会的财力。伊凡四世几次
查抄教会的财产，并以谴责教职人员道德堕落的名义提倡禁欲主义，但收效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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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时代曾颁布一个关于支配教会和修道院财产
的法令，1677年又取消了。彼得一世回国后，1701年，发布一个专门命令恢
复这个法令。沙皇的想法是按准确详细的清单将教会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
由自己支配它们，不容许任何神甫插手。这一点触及了教会最敏感的利益，
神职人员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财产占有权。彼得一世之后，沙皇与教会争
夺财产的斗争仍在继续。1762年，彼得三世的妻子杀死丈夫，以叶卡捷琳娜
二世的称号当了女皇以后，在一次主教公会上教训那些主教：“你们的职责
是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欲……你们是
圣徒的继承人；上帝嘱托圣徒教诲人们蔑视财富，圣徒自己就很穷，圣徒的
天国并非来自人世，——这一真理我是从你们嘴里听到的。假使你们没有违
背自己的职称，假使你们没有在良心上遭到痛苦，你们怎么能够、怎么敢于
占有无数财富，拥有着能使你们在实力上与沙皇相匹敌的那种无限权力呢？
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你们不可能看不见这一切财产都是从国家那里
窃取的……假如你们服从法律，假如你们是我最忠实的臣民，那么，你们就
把你们用不正当手段所占有的一切，马上归还给国家。”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这个训词中申述剥夺教会财产的理由，也规定了教会
的职责范围——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
欲。这样的主张早在彼得一世时就明确了。他要求教职人员要“尊敬圣书，
不要陷入危害公共秩序的胡思乱想，不要成为社会和教会的敌人。”对违反
正统教规的人，彼得一世继续施以武力从肉体上惩罚。1718年，他发布一项
命令，规定凡不参加忏悔者，凡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严惩不贷。
此外，彼得一世又从国外学来了一个新方法，即对不从教规者课以罚款。像
对那些不参加早祷、晚祷、弥撒的人，他就是这么处理的。礼仪的划十字问
题，唱赞美诗的次数问题，以前是将坚持旧礼仪者革出教门，彼得一世也改
为课高额税金的方法，这既震慑了人心，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1700年，彼得一世开始筹划教会组织制度的改革。这一年，牧首阿德里
昂去世，牧首职位空缺下来。1709年，彼得一世物色到一位宗教事务方面的
助手菲奥芳·普罗柯波维奇，此人原是基辅莫吉良神学院院长，1716年被召
到莫斯科任命为普斯科夫地区主教。彼得一世很器重菲奥芳，视他为执行文
化、护教、传教使命的干才，经常负责起草国家宗教事务方面的文件，宣布
废除牧首制和确立新教会管理体制的《宗教章程》就是出自于他手。1721年，
《宗教章程》正式公布，分发到全国各地要求立即付诸实施。随后，又相继
发布几项该章程的补充规定和法令，将取消牧首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改造成
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
第一步，设立一个宗教委员会协助牧首管理教会，将牧首的个人独裁变
为在宗教委员会基础上的集体管理。
第二步，从1722年开始，在教会之上又设立一个“最高权力主教公会”
的机构，都由一些有影响的都主教和主教组成。起初，这个主教公会设一个
总裁，由神职人员提担任，另由政府委派一个平信徒的官吏，称总检察长，
与公会总裁并立。第一任主教公会总裁斯捷潘·亚沃尔斯基死后，总裁就没
有人再出任过，实际上就自然地取消了，总检察长就成了东正教会的最高主
管，负责执行沙皇处理宗教事务的指令。值得一提的是，总检察长一职几乎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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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由军人担任。
再下一步是改造修道院。彼得一世对修道院无好感，他称修道生活是一
种“血液病”。1724年，沙皇发布法令，历数修道院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
这个法令的中心论点是说修道士的等级制度既无益处，也无必要。该法令中
的语言看起来都不像教徒的，倒像出自反宗教者之口。例如法令中说，如果
修道士的祷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大家都去祷告好了”；“对上帝
也好，对人类也好，修道士都是无用的，他们是为了逃税、偷懒和吃闲饭才
①
进修道院的。”这么说来，修道院都应当全部废除了。当然，彼得一世并没
有这么做，他仍然以东正教会最高牧首和教义最高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只是
把一些修道院改成了年迈和退伍军人的养老院。据《宗教史》一书的作者说，
彼得一世如此憎恨修道士，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沙皇认为，修道士们是反对
新政的重要力量，起着各种阴谋集团的联络人的作用。攻击彼得一世为反基
督的言论都是出自这些修道士之口。
彼得一世对神甫们的职责做了明确要求，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类似秘
密警察的告密职能。譬如“忏悔”这种生活方式，彼得一世就高度重视，以
为从中可以发现心怀不满者。还在 1708年，沙皇就通过牧首临时代理斯捷
潘·亚沃尔斯基的名义向各教区转发一项通谕，要求听忏悔的神甫要从忏悔
者那儿获取情报，及时发现其中是否有图谋不轨者，并将情报上报。1722年
发布的《宗教章程补充规定》重申了这道通谕，并解释说告密者不必详细说
出反抗沙皇的人的全部情况，只要抓住蛛丝马迹即可。
彼得一世还为神甫规定一些世俗生活方面的任务，如负责维持治安和公
共秩序，按警察的指示同市民一道尽到警察的所有其他职能。神甫们还要同
政府官员一道进行人口调查，并要对隐匿被调查人口数字负特殊责任，如果
有神甫在这方面犯有罪过，则罚做苦役或豁鼻孔。
为了保持这支穿教袍的警察队伍的忠诚，彼得一世对神职人员进行了认
真的清洗。首先，他把领导农奴起义的斯捷潘·拉辛革出了教门，企图以此
恫吓同情和追随起义的人，并以此为起点，严格按东正教的程序，明确规定
革除教籍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以惩罚那些“图谋不轨、仿佛东正教君主
的地位不符合他们特殊神意的人，在加冕时把圣灵赐于这一伟大称号的过程
无动于衷的人，胆敢以造反和叛逆来反对帝国的人。”①
其次，彼得一世从教会中剔除了俄罗斯本土上成长的那些老派成员，认
为他们是古代宗教的护卫者，野蛮的莫斯科古罗斯的余孽，是阻碍他推行新
政的人。他从受西欧基督教影响的神学家中挑选神职人员，其中受教于基辅
莫吉良神学院的人尤其受重视。这个神学院以彼得·莫吉良的名字命名，他
是基辅的都主教。该神学院属于东仪天主教系统，使用拉丁语，而不是希腊
语和斯拉夫语，与波兰的天主教有联系。这些人当中，有的倾向于罗马天主
教，有的倾向于新教，曾行使过代理牧首职的斯捷潘·亚沃尔斯基属前者，
起草 《宗教章程》的菲奥芳·普罗柯波维奇属后者，两者也存在激烈争论。
菲奥芳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