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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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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等地传教。他也是耶稣会士,像利玛窦一样有丰富的天文学、数学知识, 

  并通工学。此次到中国,他带了许多有关数学、天文学的书籍和天文仪器。 

  据说,他曾准确地予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一次日食,因此声望大增。 1630 

  年,经徐光启推荐,汤若望奉召入京参与修历工作,参加编纂《崇祯历书》。 

  1646年,该书经汤若望修正,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顺治皇帝在封面御 

  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由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 

       清军一入京,汤若望就受到清廷的保护,顺治帝很敬重他。1644年 11 

  月,汤若望由礼部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继续主持修历工作。由于创立新法有 

  功,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衔。  1653年,顺治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 

  1657年又加封他为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诰授其为光禄大夫。从此,汤若 

  望在清廷的官衔超过所有在中国的欧洲人。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不会把自己变为一位传授实用知识的 

  教师,天文气象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绝不会忘记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使命。 

  他在主持修历工作的同时,倾全力翻译著述天主教教理书籍,系统阐述天主 

  教神学学说,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向能接触到的中国人宣 

  讲天主教的教理和基本知识。明崇祯朝,汤若望曾获准自由出入皇宫,竟在 

  太监和后宫中发展教徒几十人,设两座教堂,经常举行弥撒。他还曾借机上 

  书崇祯皇帝,劝他信奉天主教。汤若望也不放过向顺治帝传授天主教理的机 

  会,希望他能成为君士坦丁大帝那样的皇帝。 



       (2)基督教“第二次教难” 

       1659—1670年,清朝曾发生一场借历法问题打击陷害天主教传教士的事 

  件,是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的第二次教难,是相对于明末的南京教难而言的。 

       范礼安、利玛窦、汤若望的传教路线,在来华传教士中,以及在耶稣会, 

  罗马教廷内部,也并非一致赞同。中国内部也不是都支持在一定范围内有条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8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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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接纳天主教。双方都有偏离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对话的关节点的 

因素,因而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利玛窦等开始采用借佛以传教的策略,后又改为联儒排佛、道的方法, 

引起佛教的不满。始于1616年,至1621年平息的南京教难,发起人和组织 

者是明南京礼部侍郎沈,礼部尚书及东阁大学士方从哲,二人背后有大太 

监魏忠贤的支持。这些人的动机据说与佛教的怂恿有关。 

     对天主教的责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正统意识形态;二是法律;三 

是政治。沈等认为天主教欲扫灭中国圣贤传统,劝人信奉天主教,不祭祖 

宗,是教唆人不孝不忠;天主教宗教仪式中涂圣油、洒圣水、男女聚于一堂 

等,是伤风败俗,搅乱纲纪,念咒语,尚巫术,违背正统儒家观念,也为大 

明法律所不容;天主教修历法,以西洋历代中历,破坏了自尧舜以来的传统 

历法,又直接触犯了“禁私家告天”的明律。所有这些,都是无视大明皇帝 

的绝对权威,蛊惑民众,图谋不轨。沈三次上疏皇帝,请求禁教。前两次, 

万历皇帝未予理会。方从哲便暗示沈先斩后奏。于是,沈派兵逮捕了南 

京的天主教传教士,严刑拷问,之后解往澳门;南京西式教堂全部拆毁,天 

主教圣像及经书被焚;将中国的天主教徒治罪,罚作苦役。  1616年底,明 

政府终于发布焚教令。 

     清顺治朝,由于皇帝的特别宠爱,天主教似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传教事 

业也有很大发展。即便如此,排挤天主教的势力也依然存在。到康熙初年, 

杨光先等便又借历法问题掀起了反天主教的高潮。 

     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参与修历工作,很有成就。《崇祯历书》被命名为 

 《时宪历》后,全国实行,汤若望又被委以要职,此事引起固守正统历法的 

人不满。历法本属学术之争,可杨光先却将其拉入政治范畴。 

     首先,杨光先以宋明理学的宇宙观批判天主教的创世说。他认为,第一, 

天不是由什么具体材料制造而成,只是阴阳二气的一种存在形态。“夫天二 

气所抟撰而成,非有所而成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时 

行而物生,二气之良能也。”第二,他认为天之上并没有造天的造物主。“天 

设为天主之所造,则天亦块然无知之物矣,焉能生万有哉?天主虽神,实二 

气中之一气,以二气中之一气,而能造万有之二气,于理通乎?”第三,既 

然天不是造物主所造,它就不应有起始点。他说,儒者讲“无极生太极,言 

理而不言事。”“若以事言之,则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则涉于诞矣。” 

 “而所谓无始者,无其始也。有无始者则必有先无始者之无无始,有先无始 

者之无无始,则必有生无无始者之无无始。溯而上之,遏有穷极,而无始亦 

不得名天主矣。误以无始为天主,则天主属无,而不得有。”第四,他认为, 

天实际上只是一“理”,并非仅为有形之物,所以也就不存在有形的天的主 

宰者。“夫天,万事万物万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气具焉,气具而数生焉,数 

生而象形焉。天为有形之理,理为无形之天,形极而理见,此天之所以即理 

也。天函万事万物,故推原太极者,惟言理焉。” 

     杨光先还从盖天说的立场出发反对地圆说。他说,如果世界各地都处在 

一个大圆球上,则此面上的人与彼面的人脚心相对,彼方人就是头下脚上的 

倒立着了,这是个常识,因此,说地为一大圆球,不觉令人喷饭满案。 

     至此,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批判,仍有学术责难的色彩。然而其真正目的 

却不在学术之争。他将天主教士的宗教活动说成是妖言惑众,另有阴谋,一 

下子将学术之争扯到了政治性的问题。他说,汤若望等“借历法以藏身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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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窥视朝廷机密,若非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 

  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教士们推行西洋历法,实是将关系国家兴亡的 

  修历大事交与西洋人。如此一来,传教士们传教活动的全部目的便为预谋颠 

  覆大清帝国了。 

       杨光先的禁教主张,在顺治朝并没有被朝廷采纳。到康熙帝初即位时, 

  鳌拜擅权,杨光先又上书要求翦除天主教,废除西洋历法,并且也不再讲什 

  么学术理由,完全由盲目排外情绪所驱使了。按杨光先自己的说法,是“宁 

  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4年,汤若望、南怀仁等传 

  教士被捕。次年,礼刑二部决定将汤若望肢解处死,临行刑时,忽地动山摇, 

  发生大地震,此后皇宫发生连续13天的一场大火,会同定案的官员们认为这 

  是上天示警,释放了一批传教士以求免灾,但对汤若望仍维持死刑。这时, 

  太皇太后出面干预,传谕说:“汤若望向为先帝(指顺治帝)所信任,礼待 

                                            ① 

  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汤若  望因此保住了性命,几位中 

  国教徒处斩,另有一些信天主教的中国官员被革职。杨光先被任命为饮天监 

  监政。 

       京城开了头,各地方争相效仿,全国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天主教热。 

  各省查封教堂,焚毁经像,将各地西方传教士押解北京,除南怀仁(字敦白, 

  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先在陕西传教,1660年奉召进京,参加汤若望等入 

  修历工作,授饮天监监副)等四人留京外,其余遣送广州,不准出城,不准 

  再传教。 

       1668年,康熙帝亲政。这位皇帝很有见识,也有原则性。此时距请入关 

  不远,内地及边远地区仍有反抗势力。为稳定局面,缓和矛盾,清政府在意 

  识形态上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康熙帝由此立场出发,正确处理了此次历法 

  纠纷。他说:“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已见,以已为是, 

  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虑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 

  ②他让南怀仁和杨光先当着众大臣的面,实地测量日影和星象,以比较中西历 

  法。此可谓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揭了杨光先虚妄无知的底儿。南怀仁的 

  测量准确无误,杨光先却不知如何下手。然而,杨光先并未死心,又上书皇 

  上,危言耸听,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 

  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洋历法,必然短促国祚, 

                 ① 

  不利子孙。”此言一出,不但未吓倒康熙帝,反被斥为妄言,随即以诬陷罪 

  名将杨光先革职,遣回原籍安徽。汤若望已于1665年去世,遂命南怀仁接替 

  他任钦天监监正。恢复汤若望制定的西洋历法,发还宣武门内天主教堂,为 

  汤若望平反,康熙帝还为他写了祭文,赞誉他“鞠躬尽瘁,臣子之功劳,卹 

  死报勤,国家之盛典。”还其“天微教师”称号(即顺治帝赐“天玄教师”, 

  因讳“玄”字,改为“微”)。原遣往广州的天主教士准予返回原所在教堂。 

  历法案风波至此结束。 

       经过这次劫难,于以后康熙帝在位的50年间,天主教基本上再没有遇到 

  清政府方面的压制,传教事业又有较大发展,据统计,到 18世纪初,全国 

  13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传教士住所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908 页。 

② 同上书,第909 页。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909 页。 


… Page 81…

       ② 

  万人 。 

       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态度是明确一贯的。他认为,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教 

  大致相符,政府既容得喇嘛教、佛教、回教,也无禁绝基督教的理由。他们 

  很器重有丰富实务技术知识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他们私交甚深。不少传教士 

  经常出入宫中。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用奎宁治愈康熙帝的疟疾;外科 

  医生罗德先修士为康熙帝治愈心悸症和上唇症;白晋(法国人,1687年来华) 

  在宫中设有化学实验室,他还将一部法国外科专家的著作《根据血脉循环及 

  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康熙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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