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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书屋2003-09-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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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高德曼的鼓励,巴金因身在巴黎,在这座城市过去发生过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冤屈者辩护的范例,对他显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譬如伏尔泰,譬如左拉。巴金自己后来说过,他对伏尔泰所知不多,“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
  给凡宰特写信对巴金来说,是一件异常神圣的事,拿起笔的瞬间激动实不亚于当年在南京给高德曼写信:“我于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耶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的房子里,用大张的信笺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一个德含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凡宰特回信了!这无疑是巴金在巴黎遇到的最大惊奇和激动。读完凡宰特的信,巴金立即回信,他还随信附寄上自己的照片。随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此时的感受。这些日记,后来便成了《灭亡》中第十一章的片段。这一章叫做: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在巴黎,最初产生冲动用日记形式来写下文学片段,是在1927年4月。当时,传来了国内“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尽管在信仰与政治态度上巴金与共产党不同,但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表现出极大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杂谈《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
  以这样一种方式,李大钊与那些巴金赞美过的法国、俄罗斯的英雄们一样,在他心中供奉的祭坛上有了光荣的位置。而现在,让巴金担忧的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凡宰特、萨珂,很可能又将走上“殉道”之路。
  与初到巴黎时的那种寂寞、苦闷相比,凡宰特事件的出现使巴金的巴黎生活开始有了天天关注的具体内容。8月22日凡宰特和萨珂被送上了电椅。
  现实的悲剧又一次给予巴金沉重打击。
  此时的巴金已从巴黎搬到距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巴黎《每日新闻》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巴金为之愤怒。他说他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写信,向各地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悲哀。他又拿出了笔记本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从巴黎开始断断续续写出来的片段,后来串联起来,成了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凡宰特、萨珂两人的生死起落。虽然作品的背景是中国,反映的也是巴金在国内经历过的或者感受过的现实,但他的心理背景却是世界性的,是与凡宰特他们密切相联系的。
  巴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在巴黎走上了中国的文坛和历史舞台。
  在《灭亡》作品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巴金因受到凡宰特悲剧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悲愤与不安。他是借杜大心这个艺术形象在发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有话要说,有热情要燃烧。
  这正是巴金走向文学的首要推动力。
  到巴黎来,巴金开始了走进世界的行程;继而,声援凡宰特、萨珂,他又直接融入了世界。现在,令世界关切的悲剧,促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诞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中国作家将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走向世界。
  五十五年后,法国把特殊的荣耀给予了巴金。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紧紧握着巴金的手,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佩戴在巴金胸前。在致辞中,密特朗总统说:“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对于巴金,来自法国的赞誉无疑是他晚年收到的最好礼物。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与高德曼、凡宰特通信的李芾甘,选定了一个笔名——巴金。特殊的笔名,不能不让人总是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两位大师巴枯宁、克鲁泡特金。
  关于这个笔名,巴金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哲学家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见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
  巴金历来矢口否认这个笔名是取巴枯宁的首字“巴”、克鲁泡特金的尾字“金”组合而成。从走上文坛即日起,他就对人们如何看待这个笔名显得格外敏感。每当有人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就把他的作品看做是表现“安那其主义”时,他便为之忿忿不平。
  然而,联系到他早年的信仰,“巴金”又是多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尽管巴金否认,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笔名与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和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巴金关于“巴”的选定的回忆和解释,当然并非完全虚饰。他在沙多-吉里寄寓拉封丹中学并继续写作《灭亡》时,的确有一个同学姓巴,而且这个同学的名字,现在仍可在拉封丹保留下来的花名册上找到。我猜想,巴金可能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同学,才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的确有“巴”这个姓。这样,当他确定笔名以“巴”为姓时,就理直气壮了。而“金”,他自己承认与克鲁泡特金有关。我还想,李芾甘在确定用“巴金”这个笔名时,难道没有想到人们非常自然的联想吗?但他没有犹豫。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一是,以往他曾使用过不少笔名,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想到这个新笔名会很快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一直用下去;二是,此时的他并不避讳类似的联想。至少,我愿意做这种理解。
  即便按照巴金本人的解释,他的笔名至少与克鲁泡特金有关。
  从十五岁第一次读到《告少年》那时起,克鲁泡特金就以其思想、人格、著述而深深吸引着巴金。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不仅重译了《告少年》并易名为《告青年》,而且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理论专著《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等,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别的人。另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克鲁泡特金全集》。在描述巴金一生时,克鲁泡特金实在是不可缺少的篇章。在翻译出版克氏自传后,巴金1939年曾这样说过:“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巴金早期的社会理想完全是从克鲁泡特金那儿来的。“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这是巴金所赞成的两大目标。
  对巴金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不论他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是四十年代他运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赖治恩神甫展开关于人生哲学的论战,都体现了他的完整的道德观念。他的道德观基本上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主要内容也是包括人性的三个要素:互助、平等、自我牺牲精神。
  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最高的道德认识,又是与互助思想、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鲁泡特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过剩的精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在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到个人的最大乐趣。这个思想,巴枯宁有过更为明了的论述,他说过:“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
  巴金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也喜欢一再引用这些话,并加以发挥。他这样表述过他的道德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巴金正是依据这种道德观来理解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关于巴枯宁,他写道:“他出身贵族阶级,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来鼓吹革命,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实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他都完全唾弃不顾。”他赞扬克鲁泡特金为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去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的精神,并称克鲁泡特金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
  互助、平等、自我牺牲,是巴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思想是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情操和道德观念,个人主义是容易毁灭的,而人类不会毁灭,群众不会死,只有将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之上,个人生命的意义也才得到永生。1927年,巴金在法国开始翻译《伦理学》。他在译序中说:“克鲁泡特金是拿这部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这里,还应该补充提到巴金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刘师复的敬意。刘师复受克鲁泡特金理论的影响而组织“心社”,他制定了严格的戒约,其中有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等等。这种严格修身的生活态度,对巴金这样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青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官僚的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的称赞,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的格言,都是教育青年人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道德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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